《释迦牟尼与弟子》壁画，米兰3号佛寺遗址，公元3—4世纪。作者供图

石窟寺与商队

从公元4至6世纪出现了建筑在石崖面的大型寺院复合体。这种通常被称作石窟寺的佛教建筑为这一时期佛教从中亚到中国（再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视觉资料。大型寺院复合体由法堂、讲堂、僧房和客房，以及图书室和厨房等附属建筑组成。从公元4至8世纪，丝路上绿洲王国库车的统治者修建诸如克孜尔（约200窟）、库木吐拉（约100窟）和克孜尔尕哈（约46窟）等300多处石窟。这里是佛教修行中心，也是在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僧侣们的诞生地。

和许多主要的石窟寺遗址一样，克孜尔石窟包括生活和管理空间、听讲和传授空间、用于冥想的小型洞窟、安置纪念像的大型洞窟和由甬道连接的前后室的中心柱窟。这些柱窟的中心柱被认为是代替之前曾经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突出存在的佛塔。第38窟和其他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用干壁画技法绘制，丝路沿线的石窟壁画，包括莫高窟壁画都采用同样的制作方法，但使用的颜料不尽相同。

在克孜尔石窟，弥勒和他的胁侍都交脚而坐。他们头戴装饰着珍珠的优雅的三角形宝冠，飘带垂至头后。这种源于波斯原型的宝冠经常出现在中亚和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也见于波斯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的图像中，萨珊帝国也控制着临近的伊朗和阿富汗部分地区。深深的衣褶和飘带式平衣纹的交替存在表明混合了公元4至5世纪沿着丝路传来的早期印度和巴基斯坦艺术传统。

同样的衣纹处理方法也见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交脚而坐的主佛像。有约492个洞窟的敦煌莫高窟是丝路东段的重要佛教遗址。建于公元5世纪晚期的第254窟由长方形前室和正方形后室组成，前室的人字披顶装点着织物纹样，和克孜尔第38窟一样，洞窟中心是大型中心柱。中心柱西侧的佛陀面向窟门，身后是象征光的大型火焰形背光，头后是两个小型椭圆形头光。洞窟侧面的墙壁上以壁画或塑像的方式表现说法的佛陀、菩萨和佛传故事。

莫高窟第254窟壁画中所绘尸毗王故事画面中的小型人物束腰袍服、裤子和靴子的穿着也见于波斯世界的高等级人物、克孜尔石窟的供养人、公元4—8世纪丝路上最重要的商人——粟特商人。克孜尔石窟第8窟甬道侧壁壁画中展现了四个袍服上束金属腰带的红发、带头光的供养人，这幅壁画现藏柏林博物馆。这四个供养人的衣领和衣服边缘与袍服形成反差，可见使用了公元4至6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贵重织物和样式。画面左侧供养人的衣服边缘和旁边供养人所穿的蓝色袍服上装饰的联珠纹圆圈广泛流行于西至伊朗、东至中国和日本的大片地区。

库车苏巴什佛寺出土的彩绘木制舍利容器上所绘伎乐手也穿着同样的服装，伎乐手有的戴着鹰和猴子的面具沿着底部行进。他们演奏的一系列乐器许多发现于库车，包括竖琴、鼓、木琴和一件来自游牧民族的长角形乐器。库车将鲁特琴（古琵琶）及其他乐器传入中国并对那里的乐舞传统产生显著影响。来自中亚的乐手在中国享有盛誉，一种叫作粟特旋转的舞蹈——胡旋舞是表现音乐会的标准形象，莫高窟的唐代洞窟所画佛教集会演奏了许多中亚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