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水天中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术书刊和报纸上。当时署名水天中的系列文章曾一度引起我的注意，其文“跌宕昭彰，朴实纯真”，读之亲切有味。其时思想解放的大气候已经形成，文学艺术界也开始焕发青春，诸如哲学界的“美学热”、文学界的“历史反思”、美术界的“现代新潮”等思潮连绵起伏、千姿百态，“犹如思想的闪电”瞬间划过这片土地的上空。

水天中编著的《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

2006年的春季，我荣幸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并得以忝列水天中门墙。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和水天中先生见面时的情景：水先生早早地在客厅等候，我到他家的时候门早已打开，是虚掩着的。他面容清癯，举止儒雅，性情温和。他坦言，“理论家是一个高危职业，更少利益可言，你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微笑着告诉他：“选择学习美术理论，是因为兴趣，从未考虑过个人利益。”我们由此打开了话匣子，相谈甚欢。水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此后每遇困惑，我便登门求教，水先生不仅面传心授，而且经常通过邮箱传递文字，亲自改稿，十分谨严。每当我看到文稿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常常头上冒汗，自惭形秽，体会到文字之艰深。水天中对新事物的接受很快，他不仅习惯使用电脑，而且很细致地在我们往来的电子信件中纠正我的粗心和疏漏。记得有一次，我从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有关历史的普及读物，水先生立即指出其中错误，令我汗颜。由此感慨，诚如《随园诗话》所言：“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尝闻细节决定成败，金针可以刺绣，对于文字的态度更应该慎之又慎。

水天中在美术界有着极好的口碑，凡接触过他的，皆有赞誉之词。他既有温和儒雅、豁达大度的人格魅力，又同时具有坚持己见、不畏强权的文人风骨。王璜生这样描述水天中：“有学者风范、文人风骨、君子风度”，此语很是恰当。水天中与我的交往十分平等，尤其给学生以充分的尊重，指出问题时十分温和，寥寥数语，让人如梦方醒。每与水天中交谈，我都会有“如沐春风”之感。水先生对于晚辈后生，皆以全力相扶持，所承诺之事，无一不落实，且往往能以己度人，始终替别人着想，其“耿直”的个性，令人难以忘怀。

如果说他优良的品德来自于性格和教养，那么，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对学术立场的“坚守”，应该源出艰苦生活的磨砺。他不完全是“思辨型”的理论家，他的同学顾森曾在一篇题为《老水这个人》的文章中谈道：“随和与固执是老水这个人性情的两面”，他的行为让许多深谙人情世故的人无法理解。也正因为这个“固执”，使他赢得了尊敬。

水先生对我的培养并不局限于书本之上，而是更注重读书思考和学术实践，更注重独立思想的精神价值。2007年春，水先生推荐我赴广州参加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浮游的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参会论文，会议期间，我亦有幸参加了日本学者鹤田武良的“图书捐赠”仪式。鹤田武良是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重要学者和理论家，也正是参加这个捐赠仪式，给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和启发。我又两次从北京到广州翻阅“鹤田武良捐赠”的书籍资料，历经月余，收获甚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