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女子挑花（资料图）。杨竞祥 摄

清明将至，钱塘江畔烟雨濛濛。我在书房整理旧物，轻轻启开一只尘封多年的纸盒，不经意间，一方十字花边轻落案头。洁白方巾之上，“福寿双桃”纹样灿然如新，针法细腻，走线匀净，透着温州挑花独有特有的质朴与灵秀。我一眼便识得，这是母亲生前挑就的旧作。指尖轻触，布面微凉，思念却如瓯江春潮，漫过心尖。二十年光阴匆匆，手工花边依旧鲜妍，只是方巾的边缘微微泛了黄，更像记忆本身晕开的颜色。我伫立良久，对母亲的思念骤然翻涌如潮，往事一帧帧如在眼前，恍若穿过那段斑驳细碎的时光隧道……

　　一

　　母亲生于1941年农历双“十一”，乐清海屿乡村的烟火，养就了温婉通透的性子。母亲家中兄妹六人，排行老三，天资聪颖，扎着两条乌黑的短辫，虽只读过五年书，为人却谦和爽朗，整日脚下生风，忙里忙外。

　　上世纪70年代，母亲在二轻集体企业柳市花边厂当检验工，父亲是当地公社干部，家里日子过得紧巴，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单位宿舍里。白天，母亲在厂里一丝不苟地核验堆积如山的花边成品；入夜，便端坐灯下细细挑织。挑花针在她指尖轻划，时而轻盈点落，时而缓缓牵引，彩线在素布上渐渐舒展成形，就靠这一针一线，挣些零钱贴补家用，让日子生出甜香。

　　挑花，是中华文化传统里独树一帜的技艺，与普通刺绣有着鲜明区别。刺绣重“刺”，挑花重“挑”，一字之差，匠心尽显。挑花以棉布为底，细针循着经纬网格，引彩线挑织成形，成品“淡而不薄，艳而不俗”，兼具几何美感与民间意韵，堪称“无声的抒情诗，立体的中国画”。它经由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远渡重洋，惊艳四方。

　　温州挑花，正是这门古老技艺中深深扎根于乡土的一脉。相传始于明末清初，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自成一格。它不似苏绣的清雅、湘绣的丰腴、粤绣的艳丽、蜀绣的浑厚，却以古朴大气的韵致、立体灵动的韵味，打动无数爱美之人。在旧时温州乡间，挑花算不上苦累，却是最磨心性的手艺。当年乐清十字花边，更是温州出口量最大的工艺品，把瓯越大地的风情与匠心，播撒到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儿时的黄昏，总是伴着母亲挑花的身影。她倚床而坐，目光专注，手指轻盈，银针在布间穿梭，彩线在丝丝舒展。我伏在小桌前写作业，她一边走线，一边柔声叮嘱：“挑花与读书一个道理，沉下心、稳住性，才能绣出好花，读出好书。”她的指尖，被经年累月的丝线磨得粗糙，指腹上布满薄茧，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计，轻轻捏捏我的耳垂，那触感，是我童年最亲昵的抚慰。

　　上世纪八十年代，乐清挑花盛极一时，从业人员多达十万。母亲的手艺好，又是热心肠，成了行业里小有名气的“挑花巧手”。记得那年农忙假期，我随她去小舅家，闻讯而来的邻里乡亲便围拢过来，争相请教针法。母亲从不厌烦，笑着搬来竹椅，端坐在院中，执针细教。她从落针的角度、线条的搭配，再到构图的章法，每一处细节都讲得明明白白，声音温和得像院外吹过的晚风。银针轻挑，彩线慢捻，指尖翻飞之间，挑花早已不只是谋生的技艺，俨然成了联结邻里的温情纽带。

　　就在那一瞬，我才赫然发觉，母亲左手指节间爬满了挑花留下的针眼，密密匝匝，深浅交错，层层叠叠，在夕阳的余晖里格外清晰，早已数不清多少。

　　每到儿女人生的重要关口——姐姐出嫁、哥哥成婚，还有我新入职场的那一刻，母亲总会亲手挑绣一方寓意深长的花边，作为郑重的礼物赠予我们。密密的针脚，是她熬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一针一线挑进去的温柔心思，深藏着她朴实的疼爱和放心不下的牵挂。

二

　　母亲的一生，柔而不弱，韧而不刚，温柔与坚毅，在她身上浑然天成。

　　记忆最深的，是我在柳市小学上一年级那年。一日，在柳市电影院门口撞见一张批斗父亲的大字报，墨色凝重，字字如石，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没过多久，父亲便被带进了学习班，关在乐琯运河北侧的一座粮库内，门口立着一扇又高又沉的铁门。我年幼胆怯，不敢靠近半步，母亲轻轻牵着我的手，轻声安抚：“别怕……”

　　粮库内幽深空寂，脚步声格外清晰响亮。父亲历经世事磋磨，语气依旧沉稳坚定：“相信组织，不会有事。”约莫半年过去，组织上为父亲重新落实了工作，调他到六公里外的慎江公社，虽遭降级使用，但总算有了着落，母亲悬了许久的心，这才缓缓落下。她依旧埋首针线，一针一线细细忙碌，只为把寻常日子过得踏实安稳。

　　她手中织就的每一方花边，都藏着道不尽的温情与坚守。

　　那年中秋，我放学刚进家门，一眼便望见墙角高悬的竹篮里，放着两盒点心，一盒苏式月饼，一盒熊猫牌炼乳。在物资匮乏的年月，这是难得的珍馐。“哇，这是什么时候买的呀？”我惊喜发问。母亲埋头挑花，头也未抬，轻声道：“是前屋倪大婶送来的。”原来那日，母亲在河埠头洗衣，倪大婶八岁的幼子不慎落水，她闻声奔去，用那双常年拈针挑花的纤手，拼尽全力将小孩救上了岸。

　　我盯着点心，馋涎欲滴。母亲却语带歉意地轻轻摆手：“儿啊，不能吃呀，厂里的碎芬姨生病了，妈等会儿给她送过去，让她补补身子。”母亲向来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尝一口鲜，却总在悄悄教儿女，心怀善意，多念他人难处。可那时的我，满心只有委屈与不解，如今回想，才慢慢读懂母亲那份朴素又难得的善良。

　　记得那年，母亲带着花边样张下乡，偶然得知一名瘫痪在床的黄老伯，家境凄苦，无人照料。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即与三名挑花农妇相约，每日各自省下一元挑花钱，定期托人送去接济。

　　这份善念，一守便是许多年；捐资微薄，却暖意绵长。

　　或许，善心自有相逢处。母亲与我的姐夫同日生辰，恰逢我与妻子结婚之日，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后来我曾在当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主政，母亲得知后欣喜不已，再三叮嘱我：民间工艺里藏着百姓烟火，要用心珍视，踏实做事。她对挑花的深情，正是心底良善的自然流露。

　　此后，我辗转任职于市直机关、省直单位，离家渐远，却始终记得母亲的教诲。在邻里眼里，母亲一向古道热肠，总爱伸手帮衬人家。有好几次，她答应了旁人却实在无力办到的事，都会在电话里托付于我。我有时难免埋怨她多事，便硬生生婉拒了。电话那头骤然安静，听得见她轻轻一声叹气……如今，每每想起这些细节，心头便像扎了一根细刺，隐隐作痛。

　　三

　　母亲退休后，才算真正过上了属于自己的清闲日子。她最倾心的事，仍是挑花。左手稳稳托着布，右手细细捏着针，一针一线，有滋有味，仿佛与岁月轻声对语。

　　可灾祸总在猝不及防时轰然降临。2003年初春，母亲在当地医院被查出原发性肝癌晚期，医生直言，只剩三月光阴。那一刻，如晴天霹雳，震得我们心神俱裂。我们不愿相信，也不敢耽搁，立刻带她赶往浙大附属第一医院，后又转赴上海华山医院复诊。短短一周，漫长得像熬过了整整一冬。纵是遍寻名医，但诊断结果依然残酷。化疗之后，她大把脱发，痛苦难耐，我们心疼如割，随即改为介入治疗，并对外只说是肝炎，小心翼翼瞒着她。

　　其实母亲早已知晓，却从不戳破，默默隐忍。肝癌的剧痛日夜噬咬着她，人已瘦得形销骨立，却从不愿让儿女忧心，即便疼到咬破嘴唇，也未曾呻吟一声。这般煎熬，整整持续了两年九个月。我曾天真地以为母亲病情渐缓，殊不知癌细胞已悄然扩散。病榻上的母亲，手臂布满血斑，单薄得如一片风中枯叶。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将母亲接回，住进柳青锦园那处带小花园的新居。

　　有一日，母亲忽然神思清朗，如同未曾染病。她说，还有一桩心事未了，想亲自为自己选一处身后安息之地。一股莫名的气力撑着她坐上我的车。一路颠簸，暮色垂落时，抵达柳市鲤鱼山。行至一处即将落成的生态公墓旁，她轻声示意停车，姐姐便小心搀扶着她下了车。她抬眼环顾四周：背倚青山，地势高旷，日照充盈，面朝一汪开阔明净的人工湖，只是彼时交通不便，山路崎岖难行。她伸手轻抚脚下的泥土，语气笃定决然：“就选这里。”十年后，父亲亦长眠于此，与她一同归于这片山林。

　　当晚，母亲为求冲喜，特意取出藏于箱底的四枚黄金戒指，逐一分给我们三个子女。见手里尚余一枚小巧的，便笑着递与我：“喏，还有这个小的，给你这个小儿。”

　　人生长恨水长东。我们那时浑然不觉，这竟是回光返照。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1月16日，与病魔抗争近三载的母亲，静静离去，嘴角沁出一丝血丝。姐姐慌忙取出一方素白花边，轻轻覆在母亲脸上。母亲的时光，永远定格在了67岁的年轮里。

　　没多久，哥哥从屋里捧出一方花巾裹就的小包，里面是365元——那是母亲承诺接济黄老伯、直至生命尽头也未曾忘记的善款。

　　母亲走了，留下了一叠平整的十字花边，仿佛还留着她指尖的温度。她曾想收徒传艺，将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终究未能如愿。所幸这份手艺与心意一脉相承，姐姐承其遗志，从设计员成长为花边厂厂长、书记，连任五届市人大代表，也算圆了母亲毕生心愿。

　　清明烟雨，思念绵长。那枚挑花针，早已伴着我从故土一路扎根省城。它是母亲一生勤勉的无声注脚，是细密针脚里织就的绵绵母爱，是瓯越大地生生不息的非遗薪火，是镌刻在岁月深处的文明印记，更是我心间永不褪色、温暖一生的深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