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景炎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等募缘疏合卷》（局部）

声价、身份与交游：众僧求请李流芳劝募之因由

李流芳之所以多为僧侣所请，撰文以勖捐募，主要是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李流芳诗文书画印刻皆工，当世即负盛名，因此具备较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明天启、崇祯间，四明人谢三宾任嘉定知县，对乡邦文献整理颇为关切，《檀园集》就是在李流芳去世后，由他支持出版刊行的。他在《檀园集序》中说：“长蘅累世簪缨，科名廿载，文章书画，绚烂海内。其徒盗窃名姓及模勒炫售者，犹足以奉父母、活妻子。……长蘅之所流传，未知鸡林等国何如。凡我公卿学士，下至贾竖野老，以及道人剑客，无不知敬慕若古人然。”李流芳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同时期的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对流芳的评价更高，认为“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传”（《容台集》别集卷四）。

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嘉定文化尤以明万历以后的晚明时期与清乾嘉之世最称隆盛。乾嘉时期的嘉定文化人物以乾嘉学派的钱大昕、王鸣盛为标杆。晚明时期，则以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为代表，世称“嘉定四先生”，四先生当中，又以李流芳为翘楚，在文坛艺苑皆享有清誉。盛名之下，李流芳凭借个人魅力感召、发动募捐的优势也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