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余铮浩

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因此，他的印章里常常出现“项元汴印”、“子京”、“墨林”、“天籁阁”、“项子京家珍藏”，还有“子孙永保”、“子孙世昌”等体现家族观念的印鉴。

除了大量盖章，项元汴还在古书画上发明了一组“独家编号”，人们常常会在他藏品的角落里，发现一个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小字：

比如王蒙《稚川移居图》里的“圣”、韩滉《五牛图》的“此”字……原来，这些编号都是按照《千字文》的次序进行编码，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数字编码既方便收藏，还可以防止伪造，可谓十分机智。

项老板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癖好——在文物上记账。他时常会在书画的卷尾标记价格，而且还会记上哪年哪月那天在哪里买的，把文物变成了自家的“账本”。

比如，他曾以重资购得晋代王羲之《此事贴》，并记录此卷“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定价三百金”，据统计，在项元汴收藏的作品中，王羲之的《瞻近帖卷》价格最高，要二千金；其次是怀素的《自叙帖》，价值千金。

明代中晚期，民间收藏活动兴盛，收藏文玩奇珍成为很多文人士大夫追求社会地位的标配，以项元汴为代表的巨富们不仅自己大量收集，更要传之后世。项元汴的盖章与标记在后世惹来不少争议，但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些操作都是为了保障项氏家族的经久不衰。

乾隆也曾是他的“粉丝”

身为收藏巨擘，项元汴与当时许多的社会名流都关系很好，“所与交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

比如，项元汴就经常向文徵明请教鉴赏画作的技巧，并听取他的意见做一些绘画收藏，在文徵明过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也成为了项元汴的高级收藏顾问。

而与文徵明、唐伯虎、沈周并列“明四家”的著名画家仇英，一开始只是个勉强能糊口的画匠，因为仇英的模仿能力极强，项元汴就把他请到家里临摹古画，一待就是十几年，“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最终成就了一代大家。

明代绘画大师董其昌和项元汴是忘年交，年轻的时候曾拜访项老板，也得以在项家接触到晋、唐真迹，悟得古人的用笔要领：“余少时为小楷，刻画世所传《黄庭经》、《东方赞》。后见晋唐人真迹，乃知古人用笔之妙，殊非石本所能传。既折衷王子敬、顾恺之，自成一家。因观昔年书《月赋》，漫题。”

名人名家希望观摩真迹来精进技艺，而项老板也因为与名家交往密切而有了得天独厚的收藏条件，藏家之间的交流则搭建起艺术品交易平台，这群人以文物鉴赏为中心，形成了一张覆盖艺术品上下游市场的巨大关系网。

但是，随着明王朝统治的结束，项老板倾注大半生努力的收藏事业付之一炬。1590年，项元汴去世，他的部分藏品流出天籁阁，后来清军南下，天籁阁毁于战火，家族成员流离凋零，珍贵的藏品也流落各地，一部分散落在民间，一部分存入了清廷内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