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小时才读完《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16期刊发的专稿《张大千批判》长文。作者汤哲明为张大千的地位辩护，铿锵有声。本来学问与艺术，观点与评论容许各有所见；只要信而有据，言之成理，便成一家言。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愿写“近代中国画家论”，八十年代写作并发表，二十世纪末出版了《大师的心灵》一书(台北“立绪”，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认为在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可称第一流画家者自任伯年起有八人，其中没列入张大千，许多人大惑不解。我在书中早有一番评说。

我也欣赏张大千，认为张大千不但画得好，其技巧精通历代主要各家各派：文人与院画、工笔与写意、水墨与重彩、南宗与北派、山水人物花鸟……都极精通而且万能。论传统之技法，不只是五百年，简直史上无能可与比匹。尽管如此，但他不是第一流艺术家。我主要的论点是第一流画家要有个人对时代与人生独特的看法与感受，鲜明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独特的，不可取代，难以模仿的个人风格。技巧的广博与精妙，不是第一流艺术家唯一重要的因素。并以时代精神、民族文化、个人独特创造三要素来衡量，张大千最缺时代精神，最富传统修养，而第三项也有欠缺。我常说，近代若少了吴昌硕与傅抱石等人，美术史有大损失；缺张大千则不然。因为他所模仿的王蒙、八大、石涛以至敦煌……是传统的宝库早已有的成就。所以我认为张大千不管如何技高艺精，还只是大画师而已，与史上大画家如徐渭、八大、孟克、凡·高等大不相类。

汤哲明先生的论述多半我都同意，所不同者，在对艺术价值的判断，在认知上与我有差异。用汤先生的说法：成功不同于成就，则张大千的“成功”，超过他人，“成就”则大不如石涛、八大、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等人。中国文化中人，对艺术太看重师承有绪、传统功力、画技三昧、无所不能、雍容华贵、装饰美感等等。这些不是没有价值，而且也要有不凡的天分与努力才可能获得。但近代以降，个人觉醒，艺术不再为权贵的贡品，而要表现个人独特的人格，发表独特的思想感情，以独特的表现风格，建立他不可取代的成就。张大千还是今之古人，独缺这一觉悟。

秀美与雄强，可以各有品味，不能作艺术价值评价的依据。画家衰年不必勉强求变，“人书俱老”也是滥调。汤先生的这些见解，非常深刻、平正。但有些我有质疑。如汤先生说张大千山水用笔，灵动圆厚不如陆俨少；用墨浑厚不如吴湖帆；优美文秀不如谢稚柳。我觉得这三人还是不如张大千。蒋夫人因不愿行跪拜礼而不从张大千而从黄君璧学画，似乎误传。不是张大千而是溥心畬。这是台湾画坛皆知的故事。当时或因张大千不在台湾的缘故。设想若张大千在台湾，以他与权贵的良好关系，以他的江湖与圆融，他也没有溥心畬的倔强脾气，怎么会拒当“国师”？至于徐悲鸿“兼济天下的入世品格，他的艺术从主张到实践，都体现著鲜明的‘为人’特色。张大千则‘为我’，比较出世。……”我以为张大千一样有“为人”的一面。从港台达官贵户很少没有张大千题字赠送的大幅作品可知：张大千绝不“出世”，他重食色享受，善于交游，有杜月笙江湖作风。汤先生说张大千“精明过人，情商极高，晓谙处世的机巧”完全正确。至于张大千早岁即蓄长髯，后来穿长袍，执龙杖，戴东坡帽，主动求见毕加索，一向懂得引人注目的噱头，攀附名人以成“东张西毕”的“美言”，托何香凝向毛泽东赠画等行径，都可见何等“机巧”。张大千一生是识时务的俊杰，这些精明与机巧，正反映在他的画的格调上。尽管汤哲明先生说傅雷认为张大千不懂唐画故对张有误解，而傅评张大千画“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画尤其如此”，虽然其中不无傅雷个人品位，对甜美有偏见，但张大千画格调不高，比较媚俗迎人，仕女画中女性脂粉气与因袭古画，很少有个人创造，是多数有品位的人所共感。正因为精明机巧，识时务，攀显贵这些人格特质，反映在艺术中而有傅雷之言。不过，第一流艺术家不必是道德家与大善人。想到卓别林、托尔斯泰、鲁迅、胡适等大名家也不是完人，但其人格精神有其崇高的一面，这是无法抹煞的。

大艺术家的画不必刻意表现“爱国”，但张大千自外于近代中国的苦难，飘然远引，他的画没有表达一点时代精神，这是古今举世中外大文豪与大艺术家所不可能的事。想想屈原、杜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海明威，张大千的艺术于时代感应是麻木的。在我严格挑选的近代八大家中，他也无法并列。不是他画技不如人，其实张大千的技巧之广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但他承袭古人的成就，没有独创的个人风格。画师与画家之别，正近似产婆与产妇之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