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重新开放，无疑是陶瓷爱好者的盛事。故宫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宫，流传有序，品类既丰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馆从文华殿迁至武英殿之后，展品从原来的400件扩展至1000件，数倍于常规展览所用的展品数量，规模堪称盛大，足以串起中国陶瓷史的起承转合。

邢不如越

陆羽在《茶经》里的话，可能是品评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详细的一段：“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讲究，但偏是讲究，才由物质引发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产生了认同。寥寥数语，无心插柳，茶圣为我们带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产业格局：南青北白，双雄并立。从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抵如此，但个中细节，又自有曲折。

越窑、邢窑，分别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窑以州名，可能与州府地区是重要的集散地有关。窑场的实际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较为偏僻。据现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窑最重要的产地在今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沿湖窑址密布，至晚唐五代至于极盛，生产规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研制生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深为时人所珍，唐、吴越、辽、宋等朝帝王对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迹可循。有诗盛赞“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可见越瓷“如冰似玉”之说乃有共识，而秘色为此中极品。

据清华大学尚刚教授考证，“秘”为“宫廷”之意，“色”为“类别”，秘色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的瓷器。从文献来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确实受到了皇家的管控。从考古发现来看，生产秘色瓷所用的匣钵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质好，且皆为一次性适用，比生产一般瓷器要浪费得多，可能也体现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务宫廷的不惜工本。如今来看，秘色瓷出现的一个重要意义，或许是确定了青瓷的审美标准：原来青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邢不输越

越瓷虽冠绝一时，但却并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陆羽的说法，南方至少还有婺州、岳州、洪州、寿州等地生产的青瓷名噪一时。“第一名”流量太大，后几名只好被迫低调，平素展览中难得一见。实际上，诸窑场皆积淀深厚，各有所长。如核心窑场湖南湘阴的岳州窑，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报》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时期青瓷莲花尊的生产地点。

在唐代，岳州窑（湘阴窑）与长沙窑（铜官窑或石渚窑）的生产地点连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经比较两地产品，认为二者可纳入统一的“岳州窑”系统。而长沙窑的彩绘青瓷别出机杼，比越窑瓷器更早称霸世界陶瓷市场。洪州窑是最早使用匣钵进行生产的窑场，而匣钵的使用对于瓷器釉面品质和成品率的提升意义重大。寿州窑以釉色泛黄著称，虽不入陆羽的眼，但彼时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过消费品位的培养尚待时日。

陆羽为解释邢越排名大费笔墨，或许正是因为北方白瓷风头正健。陆羽将“类银似雪”的邢瓷排于“冰清玉洁”的越瓷之后，可能既有吐槽，也蕴含着价值观的表达。《礼记》载，孔子曾说过，“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玉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君子品德的象征。越瓷既然能显露出玉的品质，那当然比庸俗的“银”高明一筹。不过，恐怕只有像陆羽这样较真的读书人，才非要从“德性”的角度给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个高下来。

生产于今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白瓷，屡屡出土于唐代的政治核心区长安、洛阳一带。远距离的运输和特殊的消费地点，本身就证明邢瓷受到的追捧并不输于越瓷。邢瓷底款频频出现的“盈”字款，据考证，是指皇帝的私库“百宝大盈库”，这更坐实了邢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