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苏 王厚宇 赵海涛
考古出土的车舆铜饰，一直是重要出土文物，是研究古代车制和礼制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1978年，江苏省淮阴高庄战国墓一次出土了车舆铜饰十八件[1]，其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纹饰繁褥，数量众多，实属先秦考古的重大发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具重要价值。这些车舆铜饰，有较饰、轸饰、、輢饰、軨饰、轼饰五种。此外，还有车载建鼓鼓座铜饰。但由于这些器物器体宏大，况长期埋藏于地下，在地下应力的作用下，早已断裂变形，故一直没有完整的图片发表，鲜为世人所知。现在，在这批青铜舆饰成功修复之际，特撰文介绍，以求全面反映其历史和艺术价值。
一、出土车舆铜饰简介 1.轸饰。轸是古代马车的舆底框架，而轸饰就是为装饰车轸而铸造的青铜器。这些青铜轸饰在西周考古中就曾发现，如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和宝鸡茹家庄西周车马坑都有出土。但井叔墓地的轸饰为长条形铜片，大约有八件，相互组成一个圆角方形，器表饰夔纹，背面有半环状鼻。这种轸饰是贴在车轸的外侧，安装时需要在车轸上凿孔，然后用木钉将鼻固定。而宝鸡茹家庄的轸饰也是八件，其断面为曲尺形，是镶嵌在车轸的外侧和下侧的铜饰。向外的一面有夔纹，并预留钉孔，是采用木钉固定的方法安装轸饰。而高庄墓的轸饰共四件，分矩尺形轸饰和凹槽板式轸饰二种。这二种轸饰断面相同，宽度一致，都是为装饰同一件车轸而铸造的铜器。其端点为锯齿状，这表明只是安装于车轸两端，相互间隔而不连续。好似同期木构建筑上的金釭，是装饰于重要节点的铜器，给人以金碧辉煌和雕梁画栋之感，主要起装饰和加固作用，明清宫殿建筑上的彩绘就起源于此。其中的矩尺形轸饰二件，大小相同，形制一致，其断面呈“［”形，是安装于车轸前端外转角的铜饰。安装时它紧贴车轸外转角的上侧、外侧和下侧，上侧和下侧备有钉孔，用木钉固定。其外表满饰蟠螭纹，齿上饰蝉尾纹，近齿处饰绳纹一道。两矩臂分别长34厘米和28厘米、宽6厘米、高12厘米(图1)。其中的凹槽板式轸饰二件，大小相同，形制一致，其前端有五齿，末端呈尾鳍状，又好似羽翼，是安装于车轸后端外侧的铜器。这样的车舆有可能是后世“金鹍翅”或“金凤翅”的祖型。其器表饰蟠螭纹，齿饰蝉尾纹，其断面亦呈“［”形，上下侧有钉孔，亦是采取木钉固定的形式。器长51厘米、高12厘米、宽5厘米(图2)，其具体安装情形如图3所示。
2.輢饰，也称栏饰，是装饰车舆栏杆的饰件。輢是竖立于车舆两侧的木质构件，而輢饰就是镶嵌于车輢上的铜饰。而高庄墓的这套輢饰，共有八件，两两相对，大小相次，断面呈曲尺形(图4)，外饰以云雷纹为界的蟠螭纹(图5)，并预留钉孔，以便用木钉固定。其中六件分列于车舆两侧，高度分别34、23、28厘米。恰和高低起伏的龙形较饰吻合。另外二件用作龙形较饰的延长线上，因此龙形较饰是绕之为较，故一直要绕到车舆后端。其形制和輢饰一样，只是其高度略短，约16厘米。
3.軨饰。軨是车舆上的栏杆，軨饰是镶嵌于车軨上的铜饰。该器整体为长条形，中段平直，两端后曲，末端扩大并作楔形封闭，两端下侧有下垂方耳，其断面为“Π”形，外饰以云雷纹为界的蟠螭纹，前后两侧有均匀分布的钉孔，以便套合在木质车軨之上，然后用木钉固定。背宽4厘米、高8厘米、长170厘米(图6)。从器形分析，该器应安装于车舆前軨之上，其两侧下垂方耳所饰的木柱分植左右车轸。相似之器在淮安运河村战国墓亦有发现，但出土时仅余半截，故是残器。
4.轼饰，轼是车舆上的横木，为乘车者所凭依。其位置约在舆前三分之一处，故《考工记•舆人》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而轼饰就是镶嵌于木质车轼上铜饰，但轼饰在考古发掘中并未发现，故此青铜轼饰是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以来唯一的一件由考古出土的铜轼。该器呈直长条状，断面为“Π”形，外饰以云雷纹为界的羽翅纹，两端作45度斜切，背宽3厘米，高7厘米，全长163厘米，大致和舆同宽，下有均匀分布的钉孔，以便套合在木质车轼之上，用木钉固定(图7)。
5.较饰。较是古代车舆上的构件，较是曲钩式的构件，分左右两较，其下面由輢相承，是安装于车舆两侧车輢上的构件。从质地来分，有金较、木较两种。金较在考古中也有发现，但多是汉墓出土，如河北满城汉墓和山东双乳山汉墓都有出土，其长约20余厘米，是状约“骑马钉”式的小型铜器。它安装于车箱两侧，供乘车者凭倚。而较饰是镶嵌于木较上的铜饰，其形态和被装饰的木较一致。高庄墓的青铜较饰，就是这样的铜饰，由大小相同、形制一样、两两相对的左右较饰组成。它前端平直，胸身弧形下曲，回升后成圆直角急折，同时将高度降至舆底，左右两较在车舆后端交汇。其断面呈喇叭口状，外饰以云雷纹为界的蟠螭纹(图8)，下有均匀分布的钉孔，是套合在木质较身之上，用木钉固定。因此，它和汉墓出土的金较不同，而不是骑马钉似的形制。而是整体为交龙型，系镶嵌在车舆表面舆缘上的铜饰。它好像今天沙发上的扶手，环绕车舆的左、后、右三面，构成二龙交错的形式，组成一个纵120厘米，横170厘米的横方形。(图9)正和《考工记》中“三分车广，去一以为隧”的横方形车舆相符。高庄墓出土的这套金较，是研究古代乘舆制度的重要资料之一。该器器形宏大，背宽4厘米、高7.8厘米，仅一侧较身的曲线长度就达到205厘米(图10、图11)。其器形大大有别于汉代金较，是一套交龙形青铜较饰。因此，该器是首次出土的大型车较铜饰，为迄今考古发掘中所仅见，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具重要意义。
6.车载建鼓鼓座铜饰。这种铜饰，共三件，分二种。其一是兽首形鼓座铜饰，是镶嵌于鼓座两端之器，主起造型和装饰作用。它一共二件，大小相同，形制一样。其形似虎首，狰狞恐怖，给人以威风凛凛之感。外饰以云雷纹为界的蟠螭纹，其纹饰也达到豪华繁褥的地步。其齿呈三角形，犬齿稍大。以旋涡纹内加三角纹组成二鼻孔，以粗壮凸起的方框构成眼眶，眼球鼓突。舌面、下颚及面部三角区饰点纹，吻缘及鼻间饰绳纹，内加三角纹，眉间饰三角纹。耳短小，卷成筒状。头有双角，角上饰三角纹，云雷纹。颈下凹，上有二钉孔。颈背有二条纵棱，背、腹两侧皆饰蟠螭纹，末端有三齿，其上饰蝉尾纹。看来亦是和轸饰一样，是镶嵌于节点，相第间隔而不连续。颈部和两侧有圆形钉孔，看来是套合在木质兽首之上，用木钉固定。体宽11.6厘米，长24厘米，通高16.5厘米(图12)。其二是蟠龙形鼓柱插座，是安装于建鼓鼓座中心之器，用以承插建鼓鼓柱(图13)。它上部为承插圆筒，下部是长方体底座。承插圆筒侈口，口沿一圈明显加厚，沿外饰横列的蟠龙纹。筒身内壁为圆形，外壁系正十边形，外饰纵列的蟠龙纹。筒底部作扁鼓状，座落在长方体底座中心，其上饰陶索纹。外径10厘米、内径8厘米、高18厘米左右。长方体底座有前、上、后三面，两端及底部开启，看来是套合在一木质器件之上，前后两面预留钉孔，以便固定。两端各有绳索纹一道，末端有三齿，齿上饰蝉纹。长31.5厘米、宽11.5厘米、通高23.5厘米。其具体安装情形，如图14所示。对于这二种铜器，过去我们一直不解，直到2007年，淮安运河村战国墓木雕鼓车的出土，才使我们豁然开朗，认为是建鼓鼓座铜饰[10]。
二、车舆形制和意义
淮阴高庄墓的车舆铜饰，大多是两两相对，大小一致，都能和木质车舆构件结合，组装成车，推测是同一辆马车的饰件。为了全面探讨该车形制，故在考证的基础上，结合其具体尺寸，采取轸上树輢，輢上承较，軨在轼前，轼横舆中之形式，推算出车舆形制，并绘制成图(图15、图16)。其中建鼓鼓座的安装，是依据淮安运河村战国墓的木雕鼓车，从其保护和修复中得到的启示。由图得知，此车前有后曲之前軨，后有二龙交错之较身，左右有高低起伏的龙形较饰和兽首形铜饰，中有蟠龙纹鼓柱铜插座和蟠螭纹轼饰，前后左右相互对称，达到高度和谐和完美。
淮阴高庄墓的车舆铜饰，为迄今考古发掘所仅见，是研究古代青铜工艺史和车舆装饰史的重要实物。这批车舆铜饰都以气势恢弘和器形宏大而著称，如轼饰和前軨饰之长都和车舆等宽，都是长约170余厘米的大型铜器。特别是交龙形较饰，仅一侧的曲线长度就达205厘米；其它的轸饰和輢饰也是同类器物中最大的。据研究，这些器物都是浑铸法所铸造，由此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之规模，已达到相当的水准。同时，这些舆饰又以装饰精美而著称，其纹饰之繁褥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据研究，这是由春秋中晚期才兴起的印模法所铸造，至战国早期方传入南方等地。其精美花纹的拼合衔接十分严谨，若不是经过认真细致地观察，很难发现其拼接痕迹。这说明当时的印模工艺，已相当成熟，已广泛流行于包括淮阴在内江淮等地。特别是其主题纹饰蟠螭纹，已不同于同期流行的平面蟠螭纹，其形状如羽翼翩翩，自由飞翔；又似碧海扬波，浪花飞溅，具有十分的韵律和动感，已完全进入浅浮雕的羽翅纹之形态。
该车车舆的主要部件皆有铜饰，有可能反映了该车为古代的金路。对此，我国已故科技史专家王振铎生前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周礼》“王之五路”中的金路。所谓金路，是天子和贵族所乘，是西周乘舆制度之一。《周礼•巾车》：“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郑玄注：“金路，以金饰诸末。”《周礼•齐仆》：“掌驭金路以宾，朝觐宗遇飨食，皆乘金路。”金路也以赐同姓诸侯，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晋公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杜预皆注为金路。金路也称金车，这在已知铜器铭文中有大量记述。如西周重器毛公鼎铭、小臣宅铭中皆有赐金车的记述。已故学者陈梦家认为：“金车，即铜制车件所作之车，并非全为铜制的。”现代学者杨晓能亦认为；“西周铭文中常提车名为金车，学者通常释为以美铜为车饰的车。”高庄墓一次出土轸、輢、軨、轼、较、鼓座铜饰等十八件，重约200公斤以上，且又能互相吻合，皆能和木质车舆构件结合，组装成车。因此，这样的车舆应属金车，也符合《周礼》郑注“以金饰诸末”的注疏。金车，也是金根车的雏形，秦汉时期的金根车亦可能因此而起，这在古籍中亦有记载。迄今为止，我国先秦考古出土的马车数不胜数，但就车舆装饰的豪华和繁褥相比，皆低于此车。因此，这批车舆铜饰的出土，不仅为先秦车制的研究提供实物例证，同时对于秦汉的帝王乘舆，亦能从中发现其渊源脉络。
高庄墓的交龙形较饰最具特色，其形制和古籍记载相符。《后汉书•舆服志》；“乘舆金薄缪龙为舆倚较。”虽说是东汉乘舆制度，但远在战国时期就有这种车舆。高庄墓的这套金较，为上述推论提供了实物例证，它以确凿无误的出土资料，证明这种车舆形制不是东汉时期才有，而是远在战国时期就有这种形制的车舆，由此把这种乘舆制度上溯到先秦。后来，这种乘舆制度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晋书•舆服志》“乘舆金薄缪龙绕之为舆倚较”；《通典》“梁文帝天嘉初，曾造玉、金、象、革、木路，皆金薄交龙为舆倚较”的记载。此后，这种乘舆制度虽不见于典籍，但车舆上饰龙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因此，车舆上饰龙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概言之，这套车舆铜饰不仅是研究中国舆服史的重要资料，在礼仪制度史和青铜工艺史的研究亦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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