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的文学理论体系影响中国之深广，迄今为止仍是它种文学理论体系所难以匹敌的。就是现今高校所使用的文艺概论教材，它的构架及不少具体概念也仍未脱出其框限，艺术的抽象问题也是如此。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中最早对这个结论质疑的是普列哈诺夫，但我们却往往忘记了他。普列哈诺夫说：“并不是任何思想都可以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例如，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的思想就不能这样表现出来），所以当黑格尔（我们的别林斯基也同他一样）谈到‘艺术的对象就是哲学的对象’的时候，看来并不完全正确。”［6］（P42）普列哈诺夫指出，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艺术作品中的内容及人物都是“个性化”的，“既然我们与之打交道是个人，所以我们面前出现的是某些心理过程，而且在这里心理分析不仅是完全适当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非常有教益的。”［7］（P187）他以博马舍的剧本《费加罗的婚礼》为例，指出若把该剧本的内容仅仅看成是第三等级同旧秩序斗争的这样一般的、抽象的观念，那么，“凡是这个观念以自己‘抽象’的形式这样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就连艺术创作的痕迹也没有。” 因为体现剧本的内容首先是人物，是人物的心理过程，而心理难道能以抽象的概念进行概括吗？概念的抽象实质上取消了艺术创作。第二，艺术家、作家、诗人在以作品展现社会事件时，他仍然是“个人”，他的个人性格和生活内容不一定都和他的历史活动构成确定的因果性联系，虽然“它们一点也不改变这个活动的一般历史性质，可是赋予它以个人的色调。”［7］（P250） 

比起别林斯基，普列哈诺夫不但看到了艺术是现实生活事件的反映，而且更是艺术家、诗人个体审美心理的表现。从前者的艺术是社会生活认识的意义出发，艺术品内容可以概括为哲学的抽象；从后者的艺术具有自身的审美目的出发，艺术品便能升华为另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抽象。所以，普列哈诺夫下述的这段话便显得十分重要：由认识论角度引发的“抽象观点只能看到真理与谬误之间、善与恶之间、现有的事物与应该有的事物之间的抽象对立。在反对已经腐败的制度的斗争中，这种抽象的因而也是片面的对事物看法有时甚至是非常有益处的。但是它妨碍着对事物的全面研究。由于它的缘故，文学批评变成了政论。批评家研究的不是他分析作品中所讲的东西，而是这个作品中可能讲的东西，假如它的作者掌握了批评家的社会观点的话。”［7］（P238）这就是说，概念式的抽象在分析艺术对现实的认识方面有它的价值，但它也往往带来了对艺术的“图解”，使文学批评成了“政论式”的解释，成为一般政治、道德，乃至哲学的演绎。应该承认，普列哈诺夫在揭示这种非审美式的文学批评的弊病方面确是一语破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