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动脚找东西

1936年，H127坑出土的完整甲骨灰土柱。

1928年，李济作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被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傅斯年是刚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他交给李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安阳的殷墟。

此时，距离甲骨文被发现已经近30年，距离殷墟的位置确定也已经过了20年——1908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上，第一次明确了安阳小屯为甲骨的出土地。

这块注定能有惊天发现的历史遗迹，却拖了这么长时间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动荡的岁月。

自清末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陷入百年苦难，外受侵略、内有军阀混战，连年不绝。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中国得以进入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以往无暇顾及的考古终于提上了日程。

另一个迟迟不能发掘殷墟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

金石学算得上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清末，金石之学大盛，文人、高官多有喜好。金石学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精通此道者要有博古通今的学问，同时也多是文物收藏大家。

金石学家重收藏，考古学重在发掘。而在中国历史上，发掘古物的要么是盗墓者，要么是文物贩子，向来为学人不齿。中国传统的史学家，则重考据轻考古，不具备考古特别是田野考古的专业知识和训练。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5月刚刚成立。首任所长傅斯年当时三十出头，却成名已久，是古典文学和史学名家。

傅斯年曾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甚为驳杂，也正得益于此，他有着深厚的现代科学素养和科研方法。上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伊始，他就提出了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深远的一个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前半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诗《长恨歌》，下半句是强调“体力劳动”，即“走路和活动去寻找资料”。

傅斯年把考古提到了中国历史学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中国还没有真正称得上专家的考古学者。

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四个组，分别是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组。傅斯年访贤问能、招兵买马，刚刚从美国归来的李济被他访到了。

李济的学历背景高得吓人。他留学美国5年，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

在李济的孙女李宁的口中，爷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只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感兴趣，不善交际。据李济自己在《安阳》一书中的记录，他和傅斯年在1928年以前并无交集。

按照李济的专业，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看上去更合理，但是傅斯年却把考古组主任派给了他。

对李济而言，出任考古组主任，实际上并不是“转行”，相反，这倒是傅斯年的“知人善任”。李济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过田野考古经验的学者之一。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李济资历稍浅，任“特约讲师”。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李济得到了美国弗立尔艺术馆出资支持的一项考古计划。经梁启超推荐，他在山西成功挖掘了西阴村史前遗址。

这个遗址收集的遗物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李宁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把这个蚕茧放在一个试管里，摆放在办公桌上。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当时政局动荡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但是却成就了李济在考古学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参与田野考古的中国学者。

对李济的任命，也是为解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当务之急”。在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傅斯年就已经想好了建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发掘殷墟。

虽然当时田野考古学观念已经零星进入中国，但是，如何在中国完成从调查、发掘到整理的过程，几乎无人拥有经验，包括傅斯年在内。

“中国的考古学无力另辟全新的考古地点，最方便的是在既有出土记录的地点中选择。”唐际根说。

“那时候中国的考古方法并不成熟，在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面对材料也是处理不了的。但是甲骨文已经发现了，王国维又把甲骨文与《史记》相互印证，这就给了考古学一个现成的断代的机会。”他说。

显然，从史料学角度出发，选择有文献支撑和完成了清晰断代的殷墟作为首次考古的目标，比寻找那些史前遗址稳妥得多。

不过，也正是因为殷墟早已声名在外，傅斯年不能确定对它的发掘能有多大收获。

由于民国初年人们文物意识的淡漠，甲骨文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场炒得价格昂贵，奇货可居，殷墟的甲骨被盗掘十分严重，已经不知道被人挖了多少遍。

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搜集，殷墟中埋藏的珍品恐怕早已被全部挖掘了，再进一步搜寻也是徒劳无益。

为此，在找到李济之前，傅斯年先行派了当时著名的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到安阳“踩点儿”。

“确犹未尽”

董作宾是后来学界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之一。

“四堂”指的是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的字或号分别为鼎堂、彦堂、雪堂、观堂，所以并称“甲骨四堂，郭董罗王”。

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评价：“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句话概括了四个人的主要成就：雪堂罗振玉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为殷墟；观堂王国维把甲骨文与《史记》作了考据论证；彦堂董作宾对殷墟进行了断代；鼎堂郭沫若完成了甲骨文卜辞研究。

但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不同，董作宾不但是甲骨文的研究专家，而且长期奔走于考古发掘第一线，八次参加殷墟考古发掘。

殷墟发掘的第一铲土，就是董作宾挖下的。

董作宾也没有田野考古的经验，不知道该怎样进行挖掘。不过，初到安阳，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挖，而是能不能挖的问题。

安阳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外人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当时北伐刚刚结束，河南省是不是能配合发掘殷墟还是未知数；甲骨文交易大户都是黑白两道通吃，亦民亦匪……

幸而，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回到河南老家，总能有些关系。

董作宾首先找到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教育厅秘书，人脉颇广，经他引荐，董作宾得到了河南建设厅长、教育厅长的支持。

随后，蔡元培、傅斯年又出面协调，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也给予殷墟发掘大力支持。地方政府部门的首肯，为殷墟的正式发掘铺平了道路。

1928年8月，董作宾到达安阳。到了这里，他就不再明言自己的真实目的了，而是一副收购甲骨的模样。

董作宾先拜访了一些本地的绅士，有中学的校长，也有古玩店的老板，通过访问，得到了大量安阳甲骨文的小道消息。

董作宾甚至找到了一个以刻甲骨文伪片为生的造假高手。经他手制作的甲骨文伪片看不出任何破绽。若不是董作宾认得甲骨文，看出伪片上所刻卜辞牛头不对马嘴，恐怕也要“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