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兼具诗人与教授书画家多重身份的创作者，李德哲的诗歌天然携带着北京“艺术之都”的文化基因。诗人的《德之门》与《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两首诗作，分别从“精神品格”与“生命姿态”两个维度，以“书画同源”的跨界思维，延续并拓展了京派诗歌“艺术自律”与“文化坚守”的核心精神，为北京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艺术跨界”的新范式。

《德之门》以“莲”为核心意象，将北京文化中“君子品格”的精神内核与书画艺术的笔墨意趣相融合，延续了京派诗歌“以艺术表达承载文化理想”的传统。诗中“扎向泥土/挺直的玉项朝向天空/无论风雨/多么泥泞/从不向大地诉说苦衷”的开篇，既是对莲“出淤泥而不染”形态的描摹，也是对北京文化中“坚守品格”的精神隐喻——从古代文人的“士大夫风骨”到京派诗人的“艺术自律”，“不诉苦、不妥协”的坚守始终是北京文化的精神底色。李德哲在此将莲的生物特性与文化品格相勾连，这种“托物言志”的写法，与京派诗人林徽因的创作逻辑形成呼应。林徽因擅长将建筑艺术的“结构美”转化为诗歌的“韵律美”，李德哲则将书画艺术的“意象美”转化为诗歌的“精神美”，二者都体现了北京作为“多元艺术交汇地”对诗人创作的深层塑造艺术形式的跨界，最终指向文化精神的传承。

“莲花/盛开/堪比身着华装的佳丽/让人想起昂贵的江南/莲是一位清白的姑娘/走近一朵莲/美德之门，洞然大开”的转折，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文化传承。“想起昂贵的江南”并非对地域的简单联想，而是对“莲”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呼应——北京作为古都，始终是全国文化的聚合中心，“江南”的清雅与北方的厚重在此交融，构成北京文化“兼容南北”的特质。而“美德之门，洞然大开”的点睛之笔，则将莲的意象从“自然形态”升华为“文化符号”，暗合着北京文化“以美德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这与京派诗人朱光潜“艺术即人格”的美学主张一脉相承：朱光潜认为“艺术的境界就是人格的境界”，李德哲则以“莲”的意象证明，“北京诗歌概念”的地域属性本质上是“文化人格”的诗性表达，艺术形式可以跨界，但“美德”“坚守”等核心精神始终是不变的底色。

《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则以“飞马”的意象，展现了北京文化中“进取与坚守并存”的生命姿态，拓展了京派诗歌“个体与时代对话”的维度。“策鞭/飞马/奔突/在遥望故乡田野的小路上”的开篇，以“飞马奔突”的动态意象，打破了传统文人“静守”的刻板印象，呼应了当代北京“高速发展”的时代特质，古都不再是静止的历史标本，而是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但“遥望故乡田野”的牵挂，又表明这种“奔突”并非盲目追逐现代，而是始终以“故乡”（即文化根脉）为精神锚点，这与京派诗人沈从文“传统中求新变”的主张形成共鸣。沈从文在北平时期既吸收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又坚守中国传统的人性理想，李德哲则以“飞马奔突”与“遥望故乡”的辩证，表明当代北京诗人的“创新”，始终是“带着根脉的前行”。

“故乡的原野在想念中隐现/升腾的心/铿锵有韵/飞马的心情是我的心情/口哨声声/马蹄，装饰着我的心曲”中，“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的共情，将个体与“马”的生命姿态融为一体，展现了北京诗人“以生命体验承载文化精神”的创作路径。“马蹄装饰心曲”的意象，更是将“奔突”的动态转化为“心曲”的诗意，暗合着北京文化“刚柔并济”的特质，既有“策鞭飞马”的进取，也有“心曲婉转”的细腻。这与京派诗人卞之琳“在细微中见宏大”的写作风格形成呼应：卞之琳以“断章”的细微意象承载时代的宏大思考，李德哲则以“马蹄心曲”的细腻，展现当代北京的生命活力，二者都证明“北京诗歌概念”的地域写作，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空泛，而是“生命体验”的真诚表达。

诗的结尾“假若你听不到我的呼唤/这不分白昼的行驰之音/足够见证我对你的忠贞”，以“忠贞”的誓言收束，将“飞马”的意象升华为对文化根脉的“忠贞”坚守。这种坚守，与《德之门》中的“美德”相呼应，共同构成李德哲诗歌的核心——北京诗歌的地域属性，最终落脚于诗人对文化根脉的“忠贞”。这种“忠贞”不是保守，而是如“飞马奔突”般，在时代浪潮中守护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正是对京派“艺术自律”精神的当代发展：京派的“自律”是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李德哲的“忠贞”则是对文化精神纯粹性的守护，二者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

选自杨青云《地域文化视域下“北京诗歌概念”的界定与“京派诗歌”的精神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