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单纯地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昆仑石刻”，最直观、最简明与不可更易的信息就是文字本身。其中涉及书法及书法史的一些常识性问题有必要讨论，对于秦篆（小篆）、斯篆、秦诏版、缪篆、玉箸篆等书风的更易，确实需要进行更精确地辨析与考察，弄清篆书书体演变的历史真实，最终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关于“昆仑石刻”书法问题的讨论，此前已有多位专家发表了意见，若干问题已经基本理出头绪：一是石刻书体属于小篆且书写水平一般；二是对用字有“统一”与“不统一”两种结论；三是石刻中“皇”“陯”“五大夫”“廿七”等有特殊形态的字，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笔者认为，第一，“昆仑石刻”所用的秦篆其实是玉箸篆，并非秦小篆，也不是秦统一后颁布的标准体，通常称“斯篆”。此前的诸多文章称之为“典型的秦篆”，明显是由于缺乏书法史常识，无法对篆书字形字态进行精准辨析的笼统表达。第二，真实的秦小篆、斯篆与后世定义的玉箸篆形象区别颇大，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第三，“昆仑石刻”的书法蓝本恰恰是玉箸篆体的峄山刻石，略具书法史常识者可以轻松判断，称石刻文字“字形统一”，正是缘于石刻使用的蓝本，而主张其“字体不统一”，是在书法学习训练基础上对石刻文字进行专业辨析过后得出的结论。

我们需要厘清有关秦篆的书法史常识。小篆一直是秦地通行的文字，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统一，即以小篆“或加省改”作为文字标准颁行全国，因范本出自李斯等人，故后人也称之为“斯篆”。小篆、斯篆一脉相承，从字形看几无差别，是原始“秦篆”的正解，也是“书同文”之后“小篆”的国标。另外，根据文字运用的不同场合与需求，官方通过法令归纳公布了八种常用字体，即“秦书八体”，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记载“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可见除官方场合使用标准体式的小篆之外，于符节、印章、牌匾、兵器、简牍等都有各不相同的应用书体，如果不同写法混用于小篆文本中，也是“字体不统一”的硬伤。

峄山刻石传为秦代李斯所书，然原石早毁于北魏，现存于西安碑林的是宋代徐铉摹本，是依据唐代篆书家李阳冰本的再创作，碑文为玉箸篆，是唐宋人对秦篆的理想化重构。

我们有必要把秦篆与玉箸篆作一简单比较，来认识两种字体存在的时代落差。

先说秦篆，根据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篆线条并非等线体，而是有起收笔动作；篆字结构有动势，并非字字平正均匀；行笔有粗细变化，具有书写的韵律和古朴的风格。再说玉箸篆，以峄山刻石为例，强化了篆书线条清、匀、净的笔法特征，起收笔藏锋无痕，均匀若等线体，体现了极端理想化的审美。篆字结构几何化、空间分割完全对称，失去书写感与流动感。因此，峄山刻石是唐宋人用“玉箸篆”理念重构的秦篆，而非秦代篆书的真实面貌。

“玉箸篆”一词首见于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是唐人对前代篆书所做的风格归类。在篆书主流的秦汉时代，并没有这个提法与代表这种书风的传世作品，反而在篆书式微的唐代，名声显赫的篆书大家李阳冰就是以玉箸篆享誉天下的。唐宋以降，篆书早已退出日常使用领域，除碑额、志盖、印章外，偶用篆文还经常出现讹误，能够识篆、书篆的专家越来越少，故成就了李阳冰及玉箸篆的辉煌时代。唐代吕总《续书评》称李阳冰篆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正是对“玉箸篆”风格的形象描述。李阳冰曾经自夸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以斯篆书法传承者自居，也恰因李阳冰自认是秦篆的传承人，故唐宋以后峄山刻石摹本被奉为“秦篆正宗”，进一步混淆了秦篆与玉箸篆的时代差异，固化了大众的错误认识。其实，较为客观地评价来自知名书法家沙孟海，他表示，李阳冰自称“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实则开创了唐篆新格，非复秦人面目。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明了以峄山刻石玉箸篆摹本为蓝本的“昆仑石刻”，根本不可能是秦刻，其篆书实为玉箸篆，正是唐宋人对秦篆的审美理解和改造，将之与秦篆混同，实为艺术史传播中的常见误区。类似的古代石刻遗迹还有河北的坛山刻石，传为周穆王所书，“吉日癸巳”四字篆书摩崖，经后人凿下佚失，目前仅存拓本，在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中皆有著录。此拓亦是以玉箸篆书就，故赵明诚以其“仍类小篆……必非穆王之刻石也，殆亦因穆天子传而附会之欤？”

如果有人问，“昆仑石刻”因选择了玉箸篆，不符合秦篆石刻的法度规制，不被认定为秦代石刻的话，那它会不会是唐宋以后的托古之作？个人认为也不存在这种可能，否则那些处心积虑的设计就失去了意义。

（作者：蔡大礼，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京华印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