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一部小众的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爆了手机，那种植根血脉却又久违的情义，让天南地北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日前，我从影院走出来，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忆前些年，张朋强兄发来的一份百年前刊印有“新加坡朱镜宙先生来函”的《新教育》月刊电子版页，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侨批”，到朱镜宙的跨国书信，形式虽有不同，但其中蕴含的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与中国心却是完全想通的。
1919年7月20日，朱镜宙写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新教育》月刊主编蒋梦麟的一封书信从新加坡寄回国内，他在信中报告了新加坡当年华侨教育存在的弊端，以及其对问题解决的看法。这封跨越百年的书信，不但可以看到朱镜宙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对华侨教育的关心与爱护，并且更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为负重前行的中华民族注入的希望与担当，承载着最深厚的家国情怀。
书信介绍
1919年8月，以“新加坡朱镜宙先生来函”作为醒目标题的信函，刊印在民国时期著名教育类月刊《新教育》第1卷第5期第539至540页上，全文如下：
（1919年8月《新教育》第1卷第5期。）
梦麟博士：
久闻大雅，无缘识荆，怅慕奚如。昨由友人处得读《新教育》一书，钦佩之至。
（中略）年来吾国有识之士，皆知文字灌输之要，出版界顿呈活气。此真国家前途之佳现象也。
镜宙自到星后，已两余月，此间学校，前往参观，已不下五六处。觉有一共同之缺点，可为先生述者：（一）专重形式。如图书馆、银行、军乐队、商店等，几无一校不有。然其所以为图书馆之效用，则非所知。（有几校陈列《小说月报》《小说新报》及《佩文韵府》等。）军乐队于儿童身体上，有无妨碍，亦非所计也。（二）儿童转学，无一定之限制。此间学童，有正二月在甲校，而三四月忽转入乙校者。教授上之困难，亦无暇计也。（三）各校各自为谋，绝无联络之精神。此系省界问题之结果。（四）教科书全用商务或中华本。教授上遂多不便。
欲救济以上诸缺点，有最要之四事：（一）改组教育会。新嘉坡本有教育会，但组织不得其道，故开办数年，无一毫成绩可见。此后应联络各校董，一齐加入。盖此间学校经费之权，皆在校董。校董能同意，巨款可立集。若教员，类皆来自内地，所入有限。专恃教员，教育会不但不能发达，且恐不能持久。（二）学校参观团。可彼此互相参观。镜宙自到此间后，已有参观外国人所办学校团体之组织。各校皆赞成，将请领事介绍，适宙大病未果。但暑假后，必欲实行，以为先声。（三）教员俱乐部。有俱乐部，可朝夕相见，自易打成一气。（四）编译教科书。编译所，可附设教育会内。他如女子中学或师范学校（此间女子读书者不下千人），皆当务之急。
闻黄任之先生曾来此间一游。适宙来时，任之先生已去，未获领晤，未知黄先生所见如何？宙此行之旨，有足为先生道者：（一）欲观吾族在此间之势力。（二）欲研究南洋在远东问题中之价值。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局于见闻，咸以“远东”二字，专为中日而设。实则如此重大问题，决不如是其简单无味。故欲游览一周，以所得归贡国人，此区区之志也。
再阅《新教育》有教育调查会一事，会内并设国外调查员。窃以华侨教育，莫重于南洋。宙此来颇欲于教育上有一明确之调查。惟所携川费有限，远超预算以外。（此间生活比数年前高得数倍。）非多设法，恐难竟志。倘该会有意南洋，宙当竭一得之愚，力为从事。
此事关系甚大，办有成效，利益非浅。所惜今之教育当局，未必有此远大眼光耳。孑民先生现在何处？便乞示下。此颂
撰安 朱镜宙启
任之先生均候 七月二十日
《新教育》月刊，1919年2月创刊于上海，1925年10月停刊。据史料介绍，最初由新教育共进社主办，蒋梦麟担任首任主编；1922年改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后，陶行知接任主编；后期与初等教育季刊社合编。该月刊主张以教育为方法，培养能担当责任的现代国民，创造平等自由的进步社会，设置评论、专论、世界教育、调查统计、要闻等多个栏目。被称为上世纪“2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之一”，《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评价其“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刊物。
由此可见，书信中的“梦麟”，即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青年时赴美留学，并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职北京大学校长并离校，委托蒋梦麟代理校长主持校务；此后在蔡元培出国考察、辞职抗议教育干预时，蒋梦麟又两次代理校长。1928年10月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长。1930年12月重回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任之，也就是黄炎培，上海浦东人。中国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1900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1915年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还任《新教育》月刊社主持人。1918年创办我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中华职业学校。1924年与陶行知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建中国民盟、民建。解放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书信释读
从书信的开场白“久闻大雅，无缘识荆，怅慕奚如。”来看，朱镜宙对蒋梦麟仰慕已久，但在此信之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没有交情。
1919年7月19日，朱镜宙从友人处得读《新教育》一书后，他才给主编蒋梦麟主动写信，向其介绍新加坡华侨教育存在的弊端。包括：专重形式，图书馆、银行、军乐队、商店几乎所有学校都有，但是对于图书馆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与价值，则不了解，军乐队压在儿童身体上有无伤害也没去考虑过；儿童转学无条件限制，致随意性强，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根本没时间顾及；学校以省为界各自为谋，绝无联络的精神；教科书全用商务印书馆或者中华书局版本，没有根据学情不同调整，以致教学推进许多不便等四类问题。
朱镜宙为何如此关心新加坡的华侨教育呢？这与他当时的职业有关。1919年5月20日，朱镜宙应聘供职新加坡《国民日报》编辑部主任。“当我踏上新嘉坡的一瞬间，最感惊异的，凡耳所闻，都是闽广方言。目所见，都是闽广侨民。大街小巷所有招牌，都是斗大方块的汉字。……统而言之：凡新嘉坡的事事物物，无一不操诸我华侨之手，哪里有丝毫感到是英国属地的气氛。”他在回忆录《梦痕记》里介绍，后来他深入考察各阶层情况，得出英国人尊重殖民地人民习俗；华侨只重乡土观念，国家与民族意识不强。
他认为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我于华侨教育，非常注意，到报馆不久，曾向各校作普遍深入的调查。”并指出解决当下问题最要紧的办法：第一，要改组教育会。朱镜宙认为新嘉坡现有教育会组织不得其道，原因是单靠教员没办法发展并且不能持久，应该将学校的校董一起加入教育会。第二，要组织学校参观团，大家互相学习。第三，要成立教员俱乐部。有俱乐部，教员可朝夕相见，自易打成一气。第四，要编译教科书。此外，他还强调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这类女子教育机构都是当前教育发展急需解决的紧要任务。
在谈到黄炎培时，朱镜宙说自己，“听说黄先生曾经来过这里游览。我到的时候，先生已经离开了，没能当面请教，不知道他对这里的见闻和看法是怎样的？”在信中，朱镜宙还向蒋梦麟道出其此行的另外两个目标：一是想要了解华人在南洋的实力和影响力。二是想要研究南洋在远东问题中的价值与地位。他还指出，“近年来，国内学界同人眼界受限，都以为‘远东’这个概念是专门为中日两国设定。但实际上这么重大的国际问题，绝对不会是大家想像中的那么简单，所以我要亲自考察一圈，以把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国人，这就是我小小的志愿。”
当然，朱镜宙给蒋梦麟写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他在《新教育》书中得知其“教育调查会设国外调查员。”他以为南洋是华侨教育最重要之地，希望借此机会能应聘开展一项与祖国同心而行的调查工作，同时又能为自己在海外生活费用减轻负担。至于后来蒋梦麟有没有给朱镜宙回信，或者谈了些什么？因目前掌握的史料有限，还不能完整还原。但是，据1920年5月14日蔡元培致朱镜宙复信，高度评价他对华侨教育重视，称赞调查表“详明得，未曾有”，并将在北大日刊发表，以广传播。5月18日至21日，《北京大学日刊》连续4天刊登了这封书信及南洋华侨教育调查表。想必蒋梦麟已支持朱镜宙的愿望。
（1920年5月14日蔡元培致朱镜宙复信。原件藏温州博物馆）
此后，朱镜宙深入马来西亚全岛，考察种植业、矿产和华侨教育，并撰文寄回国内发表。1919年10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他著的《二十世纪之南洋》，从“中国将何以自处乎”“殖民政策之末日”两方面论述二十世纪之南洋。28日，又刊登《海峡殖民地财政概况》，介绍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地民国十年间岁入岁出增长与发展变化。12月23日至31日，《柔佛行政概况》被连载，详述柔佛八年间（1911年至1918年）收入、关税、贸易等变化。1920年1月11日至15日，又连载其《马来半岛之树胶业》，详述马来半岛树胶业在华侨实业中之地位，以为现下是国人经营南洋绝好机会。
不但如此，朱镜宙著的《南洋问题与吾华民族》被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发表。他给中华全国工商协会致函，介绍南洋布匹、火柴、豆油、卷烟、土酒等物质贸易状况，并建议南洋考察增加纺织品业。向北京政府建议在南洋筹设商务调查局。值得一提，这件事被1922年4月1日北京《益世报》公开披露，“南洋华侨朱镜宙对于侨民经济政策，迭向政府条陈意见，颇为当轴所嘉许。闻朱氏昨日……寄来一函，请求政府筹设商务调查局，借以发展海外贸易云。”此外，1920年7月20日，朱镜宙在上海应邀出席旅沪华侨学生会本部欢迎会，演讲南洋现状。12月17日，在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欢迎会，报告南洋考察所得，提议组织南洋研究会，北京大学教授邓中夏主持了欢迎会。次年2月21日，应上海县小学教育研究会邀请，演讲南洋教育状况。
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同意创设研究侨学机构。“(北大蒋代校长复李石曾、李亦卿、朱铎民、萧子升诸君书)(上略)顷奉惠书，敬悉先生等热心侨学，极为钦佩。承嘱设立侨学会等一节，甚所赞成，已将尊函送交教务长，请其提出教务会议矣。专此敬覆，顺颂大安。弟蒋梦麟 一月十八日。”1921年1月24日《京报》如是报道。朱铎民即朱镜宙。李石曾，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同盟会会员，1917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此前长期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萧子升，字旭东，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先后担任《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等。
（1921年1月24日《京报》。）
在书信最后一节，朱镜宙还特别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办有成效，利益非浅。所惜今之教育当局，未必有此远大眼光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但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干预教育的环境，让他的教育理想难以落地。尤其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蔡元培因抗议政府暴行、营救被捕学生与当局产生激烈矛盾，愤而辞职北京大学校长并离校，蒋梦麟代理校长。因此，朱镜宙借机向蒋梦麟打听好友“蔡元培（孑民）先生现在在哪里？恳请您告诉我。”这反映了当时国内教育界的困境与朱镜宙对时局的忧心。
《人民政协报》版面
《乐清日报》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