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熟悉中国文学史，都知道赵树理是一个扎根民间，直面现实，专写恩怨情仇、喜怒哀乐，让文学回到泥土里的农民作家，他写的三里湾和李有才板画至今还深入人们的心中。张克鹏是从太行山脚下出发、贴着中原大地、一路关照民间，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农民作家。他写乡村，不写空洞的赞美；写人物，不写悬浮的英雄；写时代，不回避矛盾与疼痛。赵树理当年写的是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变迁，张克鹏目光紧盯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原乡村和基层社会，在一部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属于新时代的文学形象。 

张克鹏出生于太行山东簏，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曾辍学务农，割草、放牛、做农业技术员，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的最底层，和农民滚打在一起，连拽在一起。这样的经历，使他天然拥有一种“从地里长出来”的写作姿态。他读书、写作，不是从书斋里寻找灵感，而是从牛棚、桥洞、田埂、村巷里积攒生活。

张克鹏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创作立足点和赵树理的创作理念是相通的。赵树理强调文学要贴近群众、反映现实问题，张克鹏的创作同样带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感和责任感。

1996年，张克鹏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欲望狂热》；他看到改革开放开始时，暴富的人们，迷失了自己。犯了政治方向错误。因此，他的这部小说，鞭挞了这一时期丑陋的社会现象，歌颂了人间的真善美，对人们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小说以一个在解放前给地方扛长工的老人，骨子里对地主的生活方式羡慕大于仇恨，他的大儿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挖煤成了一方首富，他开始按照地主的那种生活方式，娶小婆媳，喝人参汤等，企图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结果，此路不通，走到了人生的死胡同里。这个故事像是现实中发生的一样，这是他紧帖中原某些农民的思想波动写成的，它紧切时代跳动的脉膊，这种欲望的产生很有社会根基，它实实在在来源于民间，这和作家赵树理的创作理念如出一辙。

2000年，张克鹏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吐玉滩》问世。作品以黄河岸边一个小村由穷变富为主线，塑造了老支书高景富、新支书诸大旺、“小瘦孩”等人物。高景富身上有旧权力结构的阴影，诸大旺则代表着改革开放中敢闯敢拼的新生力量。小说没有把乡村写成简单的田园，也没有把人物写成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在利益、权力、观念的冲突中，呈现出农村变革的艰难与复杂。这部小说虽是典型概括现实生活写成的，但它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描摹，他写的既艺术又逼真，因为它有现实作基础，人物几乎是呼之欲出。

《吐玉滩》出版后，河南省作协准备为其召开研讨会。省作协研讨会上，省文联原副主席王洪应说读这部书仿佛看见了赵树理笔下的乡土魂；省作协原副主席李佩甫等也肯定其扎根泥土的力量。专家们给了很高的肯定和赞誉。中国社科院原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文学评家、《文学评论》副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曾镇南先生先在《文艺报》（见2003年9月25日）发文《时代的风与人物的魂》（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吐玉滩》）：“……张克鹏的《吐玉滩》……浓缩而跌宕地展开了黄河边上一个小村的现实的变迁 ，鲜活地刻画了五、六个性格凸出、颇有神彩的人物 ; 着重地从细微处表现了时代的季风对农村社会心理的影响、对各色人物灵魂的梳弄。……”。后来，他又在《人民日报》（同年8 月5 日）发文《一部耐人寻味的时代力作》（读张克鹏的新版长篇小说《吐玉滩》），他写道：“……作家从“文革”在吐玉滩引起的动荡开始，以雄浑而跳跃的笔触，展开了对高景富和褚大旺两个营垒之间起落浮沉、相峙相斥的人生故事的叙述。各种人物独特的生存状态，结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条街”蓄势，雷公塔添神；“柳圈椅”立威，老槐树聚魂；“小瘦孩”忆苦思甜，“墨水瓶”舞文招祸。褚大旺在改革的春风中艰苦创业，愈挫愈奋，终获成功”。

在专家们的建议下，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作协办公厅举办张克鹏长篇小说《吐玉滩》研讨会。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和重视。认为这种沉得下去的创作态度，正是赵树理的文学精神在今天的延续。正象文学评论家何弘先生（中国作家网络文学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说：“尽管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很多，其中不少也都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但多数写作者对农村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认识的。而张克鹏则不同，他在因为写作取得一定成绩而破格进入县文化馆专职从事写作之前，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使他对农村、农民的认识，相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来说，都要来得更为直接、更为深入、更为真实”。何弘先生说张克鹏是置身现实生活，书写的是现实生活，能以出色的笔触挖掘主人公的特殊心理。曾镇南（见2003年8月5 日《人民日报》）说：……目光深刻透视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内在变化——中国农村和农民质的变化。作家弃离那种虚妄和漂浮式的张扬写法，直击生活的现实和本质，努力开掘人物命运的变化根基”。

这种直面现实的写法，是赵树理创作风格的继续。

专家们认为这本书厚重、有看头，建议中国作协创研部为这本书开个研讨会。

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张炯（见《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说：《吐玉滩》这本书的特殊贡献和意义在于：第一，它围绕农村发展企业并使自身迈向现代化的过程，相当典型地概括了这时期我国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浪潮不可阻挡的发展”。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文学奖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雷达说：“张克鹏提供的这些生活的真实性，那种鲜活的真实性，那种地道的本色的真实性，那种与民间传统文化特别接近的生活，是非常可贵的。不仅仅是高景富一个人，就整个叙事方式，都让人感到很真实。有些人物特别地鲜活。刚才大家讲，现在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其实不是这样的。据我所知还有很多作品。比如：像过去张炜写的赵柄，谈歌写的《走过乡村》，佩甫的《羊的门》等。但是，我觉得张克鹏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这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作家忠于生活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能够真正地把他生命的体验提供出来的时候，他所提供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他的新鲜感”（录音整理）。包明德（见《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老师说：“大家也注意到了农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昏暗、狭隘、贫穷、落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张克鹏同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他的体验、体察、思考，实在是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启示。正像阎真同志的沧浪之水”。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文学评论、茅盾文学奖评委在（见《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上说：“我曾在读了张克鹏的小说第一稿后写了一段话：在历史与文化的坐标上，圈出了一个生存的栖息地，那是乡土中国的现实。……《吐玉滩》构成了一部有独特韵味的“世说新语。《人民文学》编审、著名文学评论家崔道忆（见《文艺报》2003年9月25日）老师说：“《吐玉滩》这本书，……我是满怀兴致来看的，很快就被吸引，越看越有味道，看完之后，久久难眠，生发了诸多感慨”。原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何南丁在《河南日报》（见2011年6月7日）发文说：“……我也以为，比之《欲望狂热》，不论在人物刻画、情节推进、故事结构、主题立意，特别是群众语言的运用上，《吐玉滩》更上层楼，在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是耐得住琢磨的一部”。

他说《吐玉滩》是耐得住琢磨的一部，他把《吐玉滩》的主题立意、文学品质和艺术价值说得明明白白。

张克鹏的第三部小说叫《本是同根》，这是歌颂科学观的一部书，也是当时居于时代前沿的一部书。一个地域新、老两代领导人，在亲民、爱民的过程中，呈现出求发展的不同理念，胶着状态下发生着意识上的碰撞。老一代领导人持的是传统的发展观，新一代领导人持的是科学发展观，在怎样发展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他们的愿望和出发点都是好的。正象中国作协评论部主任石一宁在（见《文学报》2013年5月10日）说的那样：“《本是同根》是一部通过对基层政治的描写透视人性的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大多人物，都是身处政界或靠近政治生活，政治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与喜怒哀乐，政绩的有无、仕途的起落，是他们最为萦怀关心的人生大事……范嘉白则将个人的贡献视为贪污腐化的资本，从而以放纵与贪婪的犯罪勾销了自己的功劳，使人生变成了负数。马之宗的堂弟、星和县公安局副局长马之夏，是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与歹徒搏斗不要命，受贿嫖娼不在乎”。

在小说《本是同根》中，张克鹏把笔触伸向基层干部与乡村治理上。小说围绕新上任县委书记马之宗与老一代干部马天成之间的观念冲突展开：一边是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与城市改造的现实压力，一边是兑现历史承诺、修建穿山渠的民心工程。两个人物并非简单对立，马天成有忠诚、爱民、守诺的一面，也有固执与经验的局限；马之宗有改革意识和发展眼光，也必须在复杂现实中寻找平衡。小说由此呈现了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两难：发展不能脱离民生，民生也不能脱离规律；改革不是喊口号，而是在具体矛盾中寻找出路”。这种紧贴现实生活的作品，作者不深入民间，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作者的这种创作态度，采用的是赵树理不回避社会矛盾的写法，从矛盾的缝隙寻找新矛盾。

张克鹏的第四本长篇小说叫《热泪》，党中央制定了全面奔小康的宏伟蓝图，在宏观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不那么容易。《热泪》写的是全面奔小康道路上，出现的种种羁绊和障碍，《热泪》主题是情感纠葛和黑恶势力的阻挠。这是一本书写时代前沿的作品。正如国家一级编剧、新乡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原主任王国毅在《文艺报》（见2007年2月6日）的上所说：“……欧阳春梅……既有普通女性的那种善良、正直、恤弱怜贫，又有普通女性所望尘莫及的坚毅、圣洁……令男人们奋发向上、热血沸腾，拼命攀爬，欲死欲活……欧阳春梅这一光彩照人、魅力四射的艺术形象，这个人物给人以唯美的享受，人性的升华……身边的三个男人也塑造得有血有肉，各呈千秋。诸如袁尽忠的在事业上敦厚、内涵、任劳任怨，但在爱情上的自私、尖刻，甚至于不时向情敌施放冷镖暗箭；江清波对爱的热烈、豪爽、侠义肝胆，但不时暴露出的任性、脆弱、迷茫、直至当爱情成熟之时他又逃之夭夭的怯懦；李扬处世的虚伪、轻浮、卖弄，但对爱情所抱的真诚，都写得声情并茂，活灵活现，血肉丰满。就连小说中的几个配角赵一柱、陈老虎、赵二青、赵运动也刻画得正、负皆宜，阴、阳得当、惟妙惟肖”。《热泪》写县委书记夫人欧阳春梅，丈夫英年早逝后陷入痛苦，又在李杨、袁尽忠等人的帮助下重新站起，投身现代化生态园建设。作品没有把女性写成被动的受难者，而是写出了她在悲痛、理智、事业与情感之间的选择。张克鹏笔下的女性，有自己的尊严、判断和行动力，这也使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多了几分温度”。这部小说写的更有生活，他对爱情的书写，对黑恶势力的书写，在民间随时都可以撞见。这和赵树理一贯坚持扎根生活又是一脉相称。

张克鹏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叫《青藤凹》，主要描写一位道德思想和个人修养不成熟，仅有一腔建设家乡的热切愿望，当上村委主任后，在前进过程中，遇到的荣辱得失，不知怎样应对。这一现象是前些年农村出现的怪现象，几乎成了农村的大趋势，这种人称霸整个乡村，这成了大时代肌体上一个毒瘤。他们说得漂亮，干得龌龊。他们得势一时，最终还是因为当官的目的不纯，而被村民打倒。《青藤凹》进一步触及乡村社会在财富增长后的精神震荡。小说写青藤凹两代男人因权与色产生的冲突，也写小人物暴富后的心理畸形、觉醒与成长。金钱改变生活，也考验人心；改革带来机遇，也暴露欲望。张克鹏没有回避这些尖锐问题，而是让人物在矛盾中显露真实面貌。赵树理写农村，重在写出社会变革中人的精神变化；张克鹏写当代乡村，同样抓住了“变”中的“人”。张克鹏的人物塑造，继承了赵树理传统中“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方法。赵树理善于用民间语言、地方声音和鲜明性格让人物立住；张克鹏也注重让人物带着泥土气息说话、做事。高景富的权欲、诸大旺的韧劲、马天成的执拗、马之宗的担当、欧阳春梅的坚韧，都不是概念化符号，而是在具体环境中形成、在具体事件中展开的艺术形象。他写基层干部，不把他们写成完美无缺的榜样；写普通农民，也不把他们写成被动等待拯救的对象。每个人物都有优点，也有局限；有善良，也有私欲；有理想，也有挣扎。这样的写法，使作品更接近真实生活，也更有现实说服力。他敏锐地抓住这一点，等于抓住了时代的痛点。

张克鹏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叫《烈焰》，描写了一位以利欲为思想原点，把一个凭借家族势力和表演技巧的人，推上村委主任的位置后，而推他的人也暗藏私心。结果，被他推上村委主任位置上的人，薄情忘义。特别是当他在派出所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给被他推上村委主任位置的人打电话，而对方不接。面对正义，甘当缩头乌龟。这时，他番然大悟。当他看到被他推上的村委主任，独揽大权，头脑发热，私欲膨胀，遭受广大村民烈焰一般的愤怒时，他又拍手称快。通过他的忏悔、醒悟等，告诉世人，选举的时候，一定要以公正之心，投出神圣的一票。

这些事件，都带着乡间的泥土。

透过这六部长篇小说反映的不同主题，不难看出作者张克鹏的创作理念是扎根民间，他生活在豫北太行山下，笔下的人物多带着中原农民的质朴、倔强和担当。赵树理写山西农村，张克鹏写中原乡村；赵树理以“山药蛋派”的朴素风格贴近大众，张克鹏则以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二者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精神内核相通：文学必须站在人民一边，必须敢于写出生活中的真问题，必须在普通人的命运里看见时代的光与影。从《欲望狂热》《吐玉滩》到《本是同根》《热泪》《青藤凹》，再到《烈焰》，张克鹏始终没有离开他最熟悉的乡土中国。他写改革，不回避阵痛；写乡村，不粉饰矛盾；写人物，不简化人性。赵树理曾说，真正的经典生长在人民的土壤里；张克鹏的创作实践也表明，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形象，不能靠想象制造，而要靠长期深入生活、反复打磨。张克鹏不是站在高处俯瞰乡村的作家，而是从乡村深处走出来的写作者。他用赵树理的文学精神照亮自己的创作道路：以人民为根，以现实为土，以时代为风，以人物为魂。这样的写作，也许不喧哗，却有力量；也许不华丽，却经得起时间检验。新时代的文学需要更多这样的——来自泥土，带着体温，也带着一个民族在变革中不断前行的精神印记。他的作品反映时代风貌，真实描绘当代农村生活，是不同时期的壮丽景象，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塑造新异的文学艺术形象。文学作品的功能，主要是塑造新的艺术形象。人性又是一个可以无穷深挖的主题，张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所以，他能给人以无尽的启迪和想象，让人产生放射性的思维。文学形象的记忆是非常特殊的，它和一般的记忆不一样，它是自然而然的，是靠行为的独特性，走进人们视野，注入人们的印象，它不是生活中的大事件，用它的声势浩大和怪异以及超常的刺激让人记住的。因此，深入民间很重要，因为深入民间抓到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新鲜的，个性化的。只有这样，人物形象，才会因它的新鲜感，让人记住。张克鹏的六部长篇小说凡是人记住的人物，基本上都有这一特点。加之它正好契合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的六个阶段，它的文脉都随着时代的跳动，溅起美丽的艺术浪花。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哨的作家，看到的是一个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小说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塑造出各个阶段标新立异的人物。《欲望狂热》中对地主的生活方式羡慕大于仇恨，私欲膨胀、杂念横生，既想打倒地主，又想成为地主的周百盛，是小农意识在作祟。这一形象，很真实，也很特殊、很另类。《吐玉滩》中以整人达到霸权目的，工于心计，狡诈阴险的高景富。更是以往文学中不多见的人物。高景富这个人，留恋自己手中的权力，但他又抗拒不过改革的时代浪潮，他只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动心思。这一形象，在改革的转型期，有特定的典型意义，这样的人物，有了民间文化的滋养，自然地丰富、厚重起来。《本是同根》中的马天成，功大于天，形同于神，可他爱民成癖，马天成这个形象，说不上坏，仅是观念上的落后，加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实则起到了拉邪套，起羁绊的负作用。这一形象，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这一人物，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是个多面人物。《热泪》中为了发展经济，一心想找到真正的事业伴侣的欧阳春梅；忍受着伤夫的痛苦，既渴望找到真正的爱情，心中又燃烧着事业的烈火，是个多方面性叫绝的入物，她热情且理智，在事业和爱情面前，她没有沉醉于混沌的爱情之中，始终坚持先事业再爱情，这是一个高尚的女人的形象。《青藤凹》中徒有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但经不起腐败考验的陈小安，更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朴实、勤劳、肯干，但过不了嫖娼的关。在这里表现出了人的本能。第六部长篇小说《烈焰》中的山旺，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真实地揭露了贿选带来的憋端。受特殊时期的影响，主人公有着特殊的心理变化。因此，这一形象，是生活的具体体现，这些例子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太多了。如果把他们平平淡淡的写下来，不去作深刻的探寻，就少了意义和情趣，如果加上对人的考问，问题就又多了一层。文学的形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