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et， “A View of the 1867 Exposition Universelle，” 1867。 Oil on canvas， Nasjonalgalleriet， Oslo， Norway

由于新起的对单件作品的强调，并由于其他人创作的当代作品的展出或回顾展的出现，艺术品的“线性”相关凸现出来。

在共同的署名之下——早些时候就是署名“团体”（如印象主义者和拒绝者沙龙），19世纪中叶已开始在各式各样的展品间建立起某种相关的关系；各类的油画和雕塑都贴上慢慢成为定论的同一的标签。

展览有一个整体上的定义，一同展出的作品都经过细致甄选，为了表达某一艺术风格发展的顺序、时期或特色。这一影响从油画在墙上的空间分布也能看到，尽管仍得遵从画框的限制，但装置的过程成为新的兴趣点，并赋予了它类比的、历史的、编年的、主题性的和环境的意义。

所有这些关系对于单件作品都是次要的，只有联系是决定性的，因而作品间的间隔也具有了决定意义。

在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展览中，作品与作品之间在墙上的空间间隔（单件绘画作品的“领地”）能自动建立起一种语言联系，在此意义上说，作品的整齐排列或整体的安排创造了展览的视觉或空间语汇。

对空间的这一有节奏的安排厘定了作品间的联系，创造了陈列用语，这样作品能按其差异也按其相似性布置。由于这个原因，展览呈现的总体效果能够从属于单个艺术生产者个人语言的无限可能性（在个人展或回顾展中），也能被看做是对某一主题的说明（在主题性的展览中）。

作品间的这一间隔立即吞噬了画框、墙体、环境和建筑，建立起装置的世界。并非不加区别而是按照从个人话语到历史的、理论的图式的次序加以组织的总体性理念，为展览确立了一个方法论，根据这一方法论，如何、在何处布置的问题是与特殊的、不具有普遍的恒定性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注意，建立控制过程的要求，即面向公众的倾向，不仅是根据艺术需要，实际上是由讨厌一般的公式化和对所有产品强加一个同一化原则的文化工业所决定的。

同时，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观念的发展打开了分类体系的大门，根据这一体系，我们就可以对事实进行说明和使其相互沟通。

这种态度应用在装置问题上，就要考虑观念与语言、艺术品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一致，这一协调一致将导致“共同语言”的出现。人们曾经寻求一种先天条件，并且一旦认定，就以这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以便遮蔽差异，强调同一。

由此人们采纳了一种表达系统，它惟一依靠的是一个预先设想的观念，它组织整体是为了说明和利用个别因素间的相互联系。无论展出某位艺术家还是某个历史主题，某一时期艺术还是某一材料艺术，重点都放在主题及其细节的同一化上。

然而，直到20世纪初期，大多数艺术群体都是按照传统与现代、学院的与反叛的简单对比进行分类，后来才按照艺术运动的群体进行分类：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派、立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