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在工作

不爱兵器爱酒器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把原料珍贵、技术复杂的铸铜技术大规模运用在战争上（发掘的铜兵器不过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而是用来生产大量酒器，已发现20多件。

我们发掘出几百件酒器（主要是陶器），有酿酒的、盛酒的、温酒的，这些器物内壁都检测出了酒的成分。当时喝的主要是米酒，度数低，冬天喝比较凉，所以会温酒，酒在加热之后酒劲更大。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了粮食剩余，人们才会酿酒。所以，饮酒在当时是贵族的特权。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写过夏人禁酒的故事，说大禹品尝有人敬献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说酒太好了，后世一定会有人为了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但看来似乎很难禁绝，至少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禁酒的证据。饮酒活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交，除了享乐，还有调整社会关系、体现社会等级的重要功能。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活动比较丰富。一般来说，一个数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够生活所需，但我们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间距只有一两米，这个密度远远超出一般生活用水的需求。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满足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生产所需。

考古有时候就是先设想，再寻找线索，一步步去验证设想。发掘没有结束，就没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考古学的魅力——不知道的地方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尽管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不知道的还是会更多。

近年来，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制陶遗存。在遗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外表、断茬带有红漆的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这说明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此外，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除了发掘到重要现象，通过综合研究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也很有意思。最近五六年，我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了综合梳理，发现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比如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这些破坏是来自所谓商政权的前身和东夷人的先辈，说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很可能被推翻，它不再是一个都城。

但与此同时，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使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说明二里头仍然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这些当时的“高科技”工艺，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一般都会被再利用一段时间。

二里头是这样，商周政权更替时也是如此。周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周灭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当地继续铸造青铜器，后来才迁到新朝都城。考古发掘和研究如同侦探破案——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逻辑关系、建立证据链条、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考古研究的魅力和乐趣。

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展63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订了科学的计划，抓住了体现二里头价值的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工作。第三代队长许宏老师曾经在《最早的中国》里说，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得到的。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重要收获都是如此，是通过精心的学术设计、科学的计划安排而逐步取得的。

比如，最近刚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多网格式布局，也是通过对以前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推测“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网格外围应该都有墙垣围护，而后从关键地点发掘验证，并逐步扩大范围探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