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第六个年头，台湾拉开了首届民选的序幕，民间传出了一则秘闻，林洋港先生觅到了一件法宝，是一幅神灵的中国水墨画，上有七星伴月，下有小童牧牛。据说画中的水牛一动，林洋港就高升当选，乐得林先生大有胜券在握之势。不久又传出，李登辉也有胜券一张，高悬在家中的客厅，是一幅气势蓬勃的《御驰中原图》，六尺整纸上是淡墨行草作底，流畅书出“开张添岸马，奇逸人中龙。经营大台湾，进军新中原。”绝句上面浓墨勾出一匹行空奔腾，精神抖擞的大红马。好似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再现，“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雾开。掣断丝缰摇玉辔，火龙飞下九天来”。

林洋港先生的牧牛动了没有，不得而知，但火炭般的大红马一路顺风地送李登辉先生坐上了宝座。虽说是一则传闻，但中国书画具有美学、典藏以外具有的特殊功能显而易见，一点不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书画艺术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而典藏之风，也早在魏晋朝时就渐渐兴气，同时也流行了以书画布置居家，美化居住环境，改变室内风水，以求心想事成。回顾历史，多少国画大师的佳构，成为历朝历代镇国之宝，多少书法大家的墨痕，受到大官巨商顶礼膜拜。

可惜的是，居家布置书画，利用水墨作品改变风水的风气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一项通俗的民习。这种浅见的民习，受到坊间低层次的接受，在华人社会中流行，演变成了远离美感和陶冶性情原意的程式，忽视了对作品的审美要求及作品内涵对环境的作用，轻视了名家名作本身学养功力和天地灵气的潜伏，只求画面非常表面演绎，应景的口彩，将渊源流长的中国书法和绘画，由传统文化经典的主干，派生出完全体现利益偏爱的“风水画”分枝。

风水画，也就是旧称行画，大凡设色艳俗，水墨浮浅，用笔疲软，气索神丧，单纯从表面追求吉利荣华，将牡丹比拟为富贵，将鲶鱼比拟为年年有鱼，将水比拟为财。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在居家或公司办公室的大门内，悬挂一幅设色山水，山高水大，瀑布由天而落，朝着室内方向，一泻千里，不能有一点碎石出现，以求财源滚滚，势不可挡。

所以大家都觉得“风水画”有些幼稚可笑，不说它庸俗，不具备艺术性，单从风水功能上来理解，如果水多就是财多，一幅山水画能解决经济问题，那不是满街都是王永庆、李嘉诚?

我从中国末代皇朝的紫景城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到新加坡的虎豹别墅，经二十多年的研究，形成了人体工程学独到的看法：首先可以肯定，艺术作品的陈设，是室内装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装璜学中的重要一章，在风水方面，更具有神效妙能，是营造室内风水的法宝，完全建立在美学和科学之间。以画中之景，补环境之缺;以画家之笔气，运挂画人(及赏画者)之运气。

“风水画”纯粹是迷信的把戏，不仅没有营造风水的功能，与典雅的室内装璜格格不入，我们考量陈设作品的标准，就是直接对功效的把握，关键在于作品必须符合名、真、精、新，(具有艺术个风的名家真迹、精品和完整、新美)，其次就是协调这些作品与室内环境的呼应，方能陶冶性情，幽雅环境，在美化室内环境外观中，起到凝聚平和“静”气的大功能。”

静气与静的环境及静的境界，在人的生活环境中，至关重要。老子曾说：天得静则清、地得静则宁、神得静则灵。天地万物，无不例外，从原始的年代到昌明的今天，为各教圣人广播推重，无不引以为修练的基本法门，和祈康福、祈平安的起点。孔老夫子教导学生颜子克己复礼，并曰“仁者静”;孟子则要人安静放心，以静之极而善养浩然之气;庄子则在静之极处，把握了中庸和无为；佛教更以静心、静悟，而达到福慧双修。纵观道教的太极、回教的斋戒、耶教的祈祷，无一不是对静的环境养成与静的境界的修练。而中国书画正是静气释放、气场营造的最佳媒介。

在中国书画艺术的长河中，名家倍出，他们的作品流芳千古，成为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原因就是书画艺术大师在创作作品时，以渊博的学养，以仁爱的追求，以安祥的静气，以纯美的概念，在挥毫泼彩中注入了天地间浩然之气，愈是好的作品，其潜伏的气场愈大，释放力愈强，持久年限愈长。作品中的静态愈深，动力就愈强，能静方能动，静中有动，动中含静，动静相济，静若太空，才会应变无穷。

以近代书画大家为例：张大千的豪迈豁达、齐白石的天真烂漫、黄君壁的自然秀美、傅抱石的高古奔放、溥儒的王孙风范、石鲁的狂放热辣及于右任的大气、潘天寿的霸气、林散之的仙气、毛泽东的帝皇气、吴昌硕的金石气、黄宾鸿的书卷气、弘一法师的不食人间烟火之气无一不是在静中成气，无一不是在各具个性里的作品中焕发“静”气。

中国画中的抽象作品，同样具备着奇能，抽象无疑是具象作品的局部，是具象的符号化，是具象作品之精练，同传统的传世名作一样，通过视觉神经的反射，刺激观画人的内分泌系统兴奋，通过作品的章法、设色、造型及画家之笔墨灵气注入，增强了观画人的主观意识焕发。

李建军写于上海  2015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