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理论以来，使艺术形式相对独立出来，艺术家生命意绪和审美情趣的表达能够脱离客观对象的描写而存在。但这个与文人写意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人写意不脱离对象，物即人。另一个区别在于“写意”有个“格”的问题，不是通过作品表现自己就好了。“格”就有高下之分。所以“人”其次还是“人格”之谓。中国画到最高层次讲求风骨、格调和意境。

我刚才说到文人画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个理想人格是有标准的，比如古代君子的人格境界有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等等。文人画讲意境格调，都是往高处去追求。像吴昌硕、潘天寿从个体的艺术才情出发，最后达到的是超越个体审美生命、足以标示民族乃至人类精神高度的艺术境界，一种新的美学高度。吴昌硕通过金石入画，达到苍浑古逸的意境，而潘天寿通过指墨创新获致沉雄高阔的境界。我想这才是文人写意的高度所在，也是区别于“表现艺术”的核心所在。

可以说，中国画的“写意”有很多“规定性”，对它的继承发扬，除了中国画领域本身要做出思考外，它已经对其他画种和表现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正如本次“写意绘画”展览的作品所呈示的那样。“写意”核心怎么坚守？其边界能否拓延，譬如是否强调了审美主体的心性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强调托物言志、人品画格的高格调，就可以归为“写意绘画”？这些问题，也许正可以藉由此次吴昌硕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