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刘洋。（本人供图）

如果法律追索，能要回来吗

钱报：这次英国的拍卖事件，如果进行法律追索的话，有成功追回来的可能吗？

刘洋：法律追索就意味着诉讼，任何诉讼都有失败的可能，我个人认为，有50%的机会，就值得诉讼。此外，启动法律追索的话，也是表达一种态度，同时给交易双方压力。

钱报：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获悉日本某机构计划拍卖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后，要求其停止拍卖，随后拍卖机构撤拍了相关文物。那次被认为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成功叫停海外中国流失文物拍卖。为何叫停拍卖这么难？

刘洋：一般来说，上了拍，要叫停就很难了。以前有拍卖行停止拍卖的情况，基本限于佳士得等大拍卖行，因为中国市场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的。但是这次英国的这家拍卖行规模不大，更愿意拍了之后拿2成多的佣金。

钱报：现在海外文物的追索，有国际上认可的法律依据吗？

刘洋：目前来看，能够在文物追索中，实际起到作用的，主要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5年通过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按照这些公约，私藏赃物者应将文物归还原属国。

但是现实问题是，一来一些文物流入国并未加入此类公约；二来法不追溯以往。也就是说，对于1970年前历史中的流失文物，后来通过的所有国际公约，都不能强制加以追索，不具备溯及力。这也就是圆明园流失文物很难追索回来的原因。

我国在加入时，已声明保留收回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权利。这为我们后续的法律追索提供了可能。

此外，成效最明显的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协定，此前成功的文物追索案例，基本都是靠这个。

当年的法国拍卖风波对现在有何启发

钱报：距你在法国追索圆明园兽首已近10年，这些年法律层面有进展吗？

刘洋：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文物追索，比较好的一点是，目前国际上对于文物追索诉讼的时效问题，已经有了一个转变，即改变了时效计算的起点：从物品丢失的时间开始计算，变为从知道被盗物品所在地及具体持有人的时间开始计算，即 “新时效规则”。在美国，有好几起文物追索的案子都适用了新时效规则，我想今后如果这一点可以成为国际共识的话，那么我们追索圆明园文物就会比现在稍微容易些。

钱报：当年你牵头成立律师团，去法国追索圆明园鼠首和兔首，虽然停拍的诉求被驳回，但引起很大关注。蔡铭超拍下后拒不付款，此后皮诺家族买下兽首并捐给中国。当年那次拍卖风波对我们目前的文物追索有借鉴价值吗？

刘洋：要说借鉴价值，一是走法律途径一定要严谨。当时我们败诉主要是因为太匆忙，而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原告，最后诉求被驳回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的律师站在法庭上，对面是他们的7个律师，我坐在旁听席上，无能为力，此情此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

二是类似拍下不付款的形式，还是不妥。当然我个人对蔡铭超还是很敬佩的。

当年这次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拍卖大行都对中国人的拍卖资格重新进行了审核，而且后来的拍卖都要求中国人交高额保证金。

类似当年拍而不买的情况，可一不可再。

新闻深读

圆明园兽首拍卖背后的故事

问君归期未有期。

从地图上看，圆明园到国家博物馆的距离才几十公里。但是，这短短的一段路，2009年法国兽首拍卖风波中的兔首和鼠首，却走了足足153年。

有回家的，但是还有更多没有回家的。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是150多万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代表；而圆明园的文物，是1000多万件我国流失文物的重要一环。

刘洋说，现在回想，当年兔首和鼠首能够最终回来，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但也有运气的成分，“过程和结果，几乎都无法复制。”

而通过那次风波和之后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一窥我国流失文物追索困局和突破。

刘洋这样形容：“那扇文物回流的门有条缝，但你一定要上去敲，使劲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