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之后，文化遗产的珍贵性才能凸显出来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王之纲曾经策划过敦煌数字化藏品的展览。在他看来，数字化技术的另一个优势，是弥补文物和遗迹在文化传播上的限制。出于文物保护的原因，许多博物馆的藏品或历史遗迹并不能常年展出。《清明上河图》从库房中抓出来，展出几十天，就必须扶回去“歇息”几年。

而在数字化展出中，湿度和温度都不是问题，布展人不需对空气小心翼翼如临大敌。电压稳定网速够快就有好的观赏体验。

“这些知识和体验，应该成为大家都知道的显学，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基础，而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事物。”王之纲说，“在数字化之后，文化遗产的珍贵性才能凸显出来，而不是把它隐藏起来，大家都看不到”。

传统的展品只能摆在博物馆里的玻璃罩下，数字化展品却可以一下推到你鼻尖前。全息投影的敦煌舞女能在你眼前“飞天”，明清的古巷能够承接你的足印。

王之纲的工作，是将数字化之后的文化遗产艺术化，“进行艺术表现和艺术表达”。他需要帮被扫描录入成数据的文化遗产，设计出最适合它们的“演出方式”。

“各种艺术尝试是在原有文物的基础之上，进行延伸性设计，让文物的展示多了一种在虚拟世界的方式。”他说。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尚晋告诉记者，在我国，国家级博物馆和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安阳殷墟等，数字化技术能达到国际最高水准。全国很多省级博物馆，比如上海、湖北、广东的博物馆，也都在第一梯队当中。

但也有一些地方博物馆，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的限制，数字化的能力有限，使我国博物馆数字化的平均水平与国际前沿拉开了差距。

“数据研究平台化的形成，将给博物馆带来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改变及随势增长的契机。同时这也将是博物馆大数据建设的一个必然结果。”上海博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健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201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给一些可行的项目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陕西历史博物馆、福建南靖土楼、摩崖造像以及半坡文明的数字化项目，都列在这项计划2018年的名单里。

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博物馆的生存和研究模式，不权要求员工有数字化理念，布展也不只有玻璃柜。连研究者对展品的管理和研究方法也在改变。新的数字化时代正要挨个闯进博物馆的大门。英国设立了“一个接一个”国家项目培养有数字化素养的员工，以推进博物馆转型。加拿大政府也在研究小型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

抢救文物信息，传承文化遗产，绝非是等到文物蒙受大难后才幡然醒悟的举动。在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守护传统，存续文脉，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