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济米尔·马列维奇

对马列维奇等人来说，艺术家不仅是这个新世界的先知，他们也将成为新世界的基础，它的模范。我们知道，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斯大林时代对先锋派的压制扼杀了。尽管当时的情况有些复杂，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和鲍里斯·葛罗伊斯（Boris Groys）最近指出的。先锋派画家、设计师和雕塑家不得不被杀死或被打倒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先锋最终采取了同一种传统下的最彻底的排斥性形式，即斯大林本人——很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成为了根据单一的美学观点重塑生活本身的英雄天才人物。

托多洛夫认为这是革命环节中经常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二十世纪是这样。艺术家们开始不仅要求创作和发布他们作品的新权利；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求掌管社会现实的转变和文化自我再生产的方式。但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为了实现这种梦想，他们只好依靠那些无意与他们分享权力的政客；因此，在往往伴随着政治视野的开放（马列维奇的第一篇论文是在一份名为“无政府主义”的杂志上发表的）的短暂的创造性激增之后，一种深重而严苛的反动总会随之而来，受到启发的政治家们想在人的肉体上践行他们自己的美学观，结果做出十分可怕的事情来。

保守主义者一向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实际上正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定义：断定把任何人的美学观点应用到公共领域，都必然以灾难告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保守冲动很盛行。人们教育我们要把马列维奇这种人看做天真却可怕的人物；但他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愿景究竟包含什么？它不仅是一个所有人都将从求生的斗争中解放出来的未来社会（这是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期待的），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幸福”将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从事某种艺术或科学项目。这当然是建立在人们既有能力也有这种意愿的假设之上的，那怕只是随便试着造一架永动机，或是完善一套脱口秀。马列维奇的观点意味着，好奇心和自我表达的欲望是我们称为“人性”的那种东西的基本要件——甚至可能是一切生命的基本要件（一些俄罗斯先锋派也关心奶牛的解放）——于是自由主要意味着移除障碍，而不是从根本上重塑人性。因此马列维奇主张，一个新艺术世界的基础必须是经济——尽管他也像许多其他革命者那样，对创造一种新的普遍美学语言感兴趣。马列维奇本人来自国家边缘地区；他是一个在乌克兰村庄长大的波兰人，从来不懂文学化的俄语，也没有接受过“恰当的”艺术教育。他画中的正方形和三角形是超越这些东西的一种方式。类似地，俄罗斯的先锋项目也是教育性的，不是为了创造“新人”（像斯大林主义者后来说的那样），而是为了把先前被排斥在外的人——穷人、乡下人、国家边缘地区的居民——包含在内，给予他们参与创造新社会的集体项目所需的基本的工具，而在这个项目中他们可以创造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