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这样的图景不仅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东晋年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田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文中所想象的宁静、富饶、淳朴的理想社会，引起了历代文人和艺术家对“桃花源”的臆想——他们或追加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或附会有关古迹，或创作大量的咏叹诗文，或将有关题材付诸画笔。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长久以来，有关“桃花源”究竟在何地的争论从未停止。虽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以武陵渔人所见为线索开篇，将人们寻觅“桃花源”的足迹基本锁定在了“武陵”境内，但这实在是一片太过广大的区域。

一般认为，“桃花源”位于湖南常德的桃源县。这里自晋代起便是文人墨客追寻桃花源的地方，宋代时干脆更名“桃源县”，如今更是常德的一张重要名片，其“桃花游园会”已成为湖南“三节两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此外，湖北十堰、安徽黟县、重庆酉阳也都有以“桃花源”为名的景点。其中重庆酉阳的学者早在清代时便“捷足先登”，在地方志上写下“核其形，与渊明所记桃花源者，毫厘不爽”的字句。

此外，关于桃源到底是在武陵还是别处的争论还包括：

前有明代吴宽在《家藏集》卷四六《送刘武陵诗引》中云：“盖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今则别自名县矣。”后有清余良栋等修《桃源县志》卷一三引杜维耀《桃源洞说》认为桃源洞去桃源县邑治三十里。更有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认定桃源的原型在北方弘农县……

《广群芳谱》卷二六引《纪谈录》有云：“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人谓桃花观即是其处，不知公盖寓言也。”的确，现实生活中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地貌和环境近似之处，可谓比比皆是，强求定论，难免无趣。正如渠红岩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中所言，《桃花源记》首先是一篇文学作品，若刻板地在现实中寻找真实的桃花源，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现实纪闻了，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因为“艺术的意义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情感和意绪，或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主观现实”。

那么《桃花源记》通篇皆是陶渊明的臆想吗？也不全然，否则陈寅恪不会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写下：“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桃花源人避居山中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桃花源记》结尾所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便有史实可溯。

《太平御览》卷五〇四引《晋中兴书》云：“刘驎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驎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记载，所叙之所见与桃花源颇为相似。

晋书记载，刘驎之与南阳光禄大夫刘耽为同一宗族。而从陶渊明讲述其外祖父的《孟嘉传》中可以得知，孟家与刘家乃世交。古文献学家余嘉锡据此认为，陶渊明极有可能得知刘驎之之事，并在撰写《桃花源记》时采纳了后者入山采药的传说。

总而言之，桃花源并非实有其地，而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文学意象，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传闻为素材，寄寓自己理想的叙事浑涵之境。在附于《桃花源记》后的《桃花源诗》中，陶渊明写道：“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这幅逃禄而归耕的图景不仅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