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一生，经历丰富，身份多变。如他的学生丰子恺评价的那样：“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而又很像个大面……”

“全能”二字，实非虚言。作文、吟诗、书画、填词、谱曲，以至篆刻、演剧……诸种艺术表现形式，李叔同几乎全般皆能。“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这本已是传奇，但惊世的才华却不是李叔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部分。

李叔同凡事认真，他一生的诸般缘法，原无定数，终究成就了他的种种身份。你或慨叹，如此文采风流者，原非寻常人，可以说他身上具备大部分人所艳羡的才能，却毅然在声名正盛时选择了褪去浮华的别样人生。

但你若旁观李叔同这一生，旁观他为人、育人、度人、度己的一生。原来，得未曾有，也究竟清凉。他的一切，既映照着他的内心，也光亮着他弟子的人生。而那种种看似不寻常的选择，其实在李叔同身上的发生实自然妥帖。

春风桃李一杯酒，恰是在李叔同与他人的相处中，在他育人的桩桩件件事中，最真切自然地传递着他所秉持的种种理念，和这背后那个赤诚的人。

1

1911年3月，李叔同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在日本的留学时间长达五年半之久。

李叔同回国后，先把日籍夫人安置在上海。自己则应好友之邀，先后供职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模仿工业学堂，担任美术教员。

李家一直经营盐业与钱庄，生意红火。后因义和团运动，政局动荡不安，李家于1902年已失去从事盐业的资格，而在李叔同回国后不久，李家经营的义善源和源丰润两家钱庄也先后倒闭，损失达百万之巨，几乎倾家荡产。李家破产了，辛亥革命却成功了，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清帝退位。清政府垮台，李叔同兴奋不已，他内心因家产丧失而滋生的阴霾也一扫而空，他情不自禁，填了一首《满江红》，慷慨激昂，豪迈雄壮：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不过，辛亥革命似乎未能给李叔同带来好运，他所任职的两所学校相继关门。好友杨白民此时正在上海主持城东女学，邀李叔同来校教文学、音乐。在上海，李叔同任教的同时还在《太平洋报》兼职，负责编辑副刊、设计版面和广告。李叔同由此也成为“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还认识了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画家陈师曾、文人苏曼殊。

陈师曾就是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大名鼎鼎的文史大家陈寅恪的哥哥。丰子恺小时候，对陈师曾的大名就如雷贯耳了。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

民国元年，陈师曾由北京来上海。《太平洋报》为此作了大幅报道，还刊出了他的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陈师曾居北京，李叔同住上海，当时的人们誉之为“北陈南李”。足见两人的名气口碑难分伯仲。

李叔同出家前为陈师曾的一幅荷花小像题诗一首。诗前小序中，李叔同写道：“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题诗只有四句：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显然，“孤芳致洁”是李叔同对陈师曾的评价，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李叔同对苏曼殊未留下具体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叔同非常喜欢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名篇《断鸿零雁记》开始发表于南洋爪哇，李叔同为扩大其影响，将其连载于《太平洋报》，李叔同还请陈师曾为这篇小说画了几幅插图。陈师曾的号为“朽道人”，而苏曼殊又被称为“浪漫和尚”“怪僧”，时人开玩笑说，这是“僧道合作”。

前文说过，李叔同特别喜欢音乐家贝多芬，他同样喜欢的外国人还有莎士比亚。李叔同曾以隶书撰写莎士比亚墓志铭（英文），发表于《太平洋报》，同期还发表了苏曼殊的画作《汾堤吊梦图》。时人誉之为“双绝”。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还发表了一些诗作。我们不妨欣赏其中的两首，其一为《人病》：

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

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

人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

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百万家产化为乌有，李叔同并未痛心疾首；由富家子弟成为一介贫民，李叔同也能淡然置之。“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正是他面对人生困境的姿态和宣言。至于“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则说明李叔同怀念昔日，不是向往那时的富贵荣华，而是追忆幼年母爱的温暖。

其二为《咏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菊花”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的人生追求。终其一生，李叔同也确实当得起他笔下这句“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李叔同和苏曼殊都是革命团体南社成员，不过，在南社中，他俩均是边缘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曼殊去世那一年，李叔同出家为僧。是巧合，也是一种缘。

2

《太平洋报》半年后就停刊了。为养家糊口，李叔同前往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音乐与图画。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度过了七年丰富而充实的生活。无论是从教书育人还是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这七年在李叔同一生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夏丏尊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七年中，李叔同和夏丏尊晨夕一堂，相处十分融洽。李叔同后来的削发为僧，也得益于夏的“助缘”。

一次，学生宿舍遭窃，大家怀疑是某个学生所为，却苦无证据。夏丏尊当时身为舍监，无奈之下向李叔同请教。李叔同对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没勇气接受李叔同的建议，但他从这番话中领教了李叔同做人的纯粹与认真。

李叔同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便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的姓名，因为此前他已熟读学生的名册。通过这件小事，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细致与热忱，并为此而折服。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与音乐两门课对学生原本吸引力不大，但李叔同任教后，这两门课却受到了学生的热捧。夏丏尊分析，原因一半是李叔同“对这两科实力充足”，一半是他的感化力大。学生们是因为崇敬他、佩服他才争先恐后去听他的课。

当时的学生丰子恺证实了夏丏尊的推测。

丰子恺说，那时他们每天要花一小时练习绘画，花一小时去练习弹琴，不以为苦，乐在其中，是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学生们的感情，折服了学生们的心。弟子们真心崇拜李叔同，所以会自觉自愿听他的话，按他的教导去做。

如果说，李叔同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而完美，那是因为他的人格与学问让他们深深叹服。

从人格来看，李叔同当教师不为名利，全力以赴；从学问上看，他国文水平比国文先生更高；英文功底比英文先生更厚；历史知识比历史先生更多；书法金石，他是专家；中国话剧，他是鼻祖。丰子恺说：“他不是只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夏丏尊认为，李叔同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课堂上，李叔同多次向学生灌输“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要求学生首重人格修养，再谈文艺学习。而他本人正是这样。

广博学识与高洁人品构成李叔同的“后光”。

丰子恺与刘质平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门生。李叔同对这两位弟子的悉心指教与热诚相助，谱写了教育史上一段堪称绝响的佳话。

刘质平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一次，他拿着习作去请教老师。李叔同对他说，晚上8点在音乐教室见。当晚突降大雪，刘质平顶着寒风准时赴约，却见教室门关着，里面黑漆漆的。他站在走廊里等。10分钟后，教室里的灯突然亮了，李叔同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考验刘质平。

刘质平考验过关，李叔同决定每周额外指导他两次。

1915年，刘质平因病休学。李叔同去信宽慰弟子，说：“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鼓励弟子要“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在信末，李叔同劝弟子多读古人修养格言，因为“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在老师的宽慰鼓励下，刘质平边养病边读书，学业大有长进，病愈后听从老师的建议赴日本留学。

在李叔同眼中，刘质平“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故对这位弟子寄予厚望。尽管弟子不在身边，李叔同仍通过书信细心指点。在一封信中，他叮嘱弟子要特别注重以下六点：

一、 注重卫生，保持健康，避免中途辍学。适度运动，早睡早起。

二、 登台演奏要慎重，避免遭人嫉妒。尽量做到抱璞而藏。

三、 慎重交游，避免是非。

四、 要循序渐进，勿操之过急。

五、 不浮躁不矜夸不悲观不急近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 要有信仰，以求心灵平静精神安乐。

信中，李叔同还抄录数则格言供刘质平吟咏学习。

因经济困顿，健康欠佳，刘质平留学期间，常感“愈学愈难”，甚至心灰意冷学不下去。这时候，李叔同的书信便如一缕春风吹散他心头悲观的雾霾。

在一封信中，李叔同开导弟子说：“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以是为忧？”李叔同劝弟子切勿“忧虑过度，自寻烦恼”。李叔同指出，刘质平消沉灰心的根本原因是“志气太高，好名太甚”，所以他给弟子开出的药方是“务实循序”。

在另一封信中，李叔同叮嘱弟子要“按部就班用功，不求近效”，因为“进太锐者恐难持久”；另外，他告诫弟子“不可心太高”，因为“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

家境愈来愈糟，刘质平终失去了家庭资助，眼看学业要中断。此时的李叔同尽管薪水不高、家累又重，仍慷慨解囊，决意资助弟子完成学业。在给弟子的信中，李叔同详细列出自己的收入支出：

每月薪水105元；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自己食物10元；自己零用5元；自己应酬费、添衣物费5元。如此，每月可余20元。

他表示，这每月20元可供刘质平求学所需。

他在信中叮嘱弟子记住几点： 一、这笔钱是馈赠不是借贷，不必偿还；二、不要对外人说起此事；三、安心读书。

可见，李叔同资助弟子，完全出于爱才，出于内心的善良，绝非沽名钓誉。

老师节衣缩食资助自己读书，刘质平虽万分感谢，却于心不忍，所以他请老师设法为自己争取官费。李叔同找到主管问询此事，遭对方婉言拒绝。于是李叔同写信劝弟子，不必费神谋求官费了，自己不会辞职，一定会如约资助他完成学业。由于在信中涉及对他人的评价，李叔同要求弟子“此信阅毕望焚去”，因为“言人是非，君子不为”。

李叔同喜欢抄录格言供弟子学习，而刘质平则以大旱望云霓的心情渴盼老师寄来的这些精神食粮、文化补品。一次他写信请老师再寄来格言“佳肴”，李叔同便将“近日所最爱诵者数则”抄录给弟子，这数则格言有一个共同的涵义——躬自厚薄责于人：

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工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

不虚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进入不得。

自己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已养大。

涵养全得一缓字，凡语言动作皆是。

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四者切己良箴。

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世法，涵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生法。

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世人喜言无好人，此孟浪语也。推原其病，皆从不忠不恕所致。自家便是个不好人，更何暇责备他人乎？

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受憾者常至刻骨。

3

李叔同因尝试“断食”而热心佛学，终决意断发出家。入山剃度前夕，李叔同什么都放下了，亲情、友情、爱情，都已放下；唯独放不下的是远在日本的弟子的学费。他写信告诉刘质平，自己出家之前会借一笔钱做他的学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这番话，体现出他一诺千金的美德，更蕴含李叔同对弟子非同一般的深沉之爱。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与弟子的交往并未中断，他对弟子的开导依旧像往日那样恳切而真挚。得知刘质平幼子夭折后，李叔同去信安慰：

数月前闻仁者云： 依星命者说，今岁暮假期内，令堂或有意外之变故。今母存而子殇，或是因仁者之孝思，感格神明，故有此报欤？若母亡则不可再得，子殇犹可再诞佳儿。务乞仁者退一步想，自可不生忧戚，而反因萱堂健康，更生庆慰之心矣。

务乞仁者自今以后多多积德，上祝萱堂延年益寿，下愿再诞佳儿，继续家业。如是乃可于事有济。若徒悲戚，未为得也。务望仁者放开怀抱，广积善德。

这番劝慰是否能化解弟子心中的悲痛，难以逆料；但一位老师期盼弟子驱散哀伤走出厄运的苦心，却因了这番话而历历在目、感人肺腑。

作为老师，李叔同对刘质平的物质资助，肉眼看得见、分得清；而在刘质平的精神成长、自我形成方面，李叔同所倾注的心血，虽肉眼难以觉察却更加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感慨：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提起老师李叔同，刘质平会忍不住流泪：“老师和我，名为师生，情深父子。”

李叔同出家后，刘质平常给老师寄去物品和用具，李叔同则以所写的条幅和佛经回赠。他是大书法家，这些手迹相当珍贵。他对刘质平说：“我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们中间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可以将此留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

李叔同前后送给弟子的书件达千件，可装满12口箱子，其中多为书法精品。

抗战时期，刘质平一家贫病交加，但他没有出售老师的一件书法作品。孔祥熙曾托人开价500两黄金，为美国博物馆购买李叔同手迹《佛说阿弥陀经》，被刘质平一口回绝。

作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刘质平深知老师书法作品价值连城，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都将老师的作品当做命根子，舍命相护。

如果不是李叔同的慷慨解囊，刘质平的学业恐怕会过早中断；而如果没有李叔同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丰子恺恐怕早被学校除名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见恩师李叔同，刘质平和丰子恺的人生将完全不同。每一位成功的弟子身后都有一位春风化雨的恩师，对刘质平和丰子恺来说，这位恩师就是李叔同。

丰子恺原本喜欢数理化，从未想过专攻绘画与音乐。因为听了李叔同的课，才渐渐喜欢上绘画和音乐。在丰子恺眼中，李叔同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学生。有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他只在下课后和颜悦色地向对方指出，然后向这位学生鞠一躬，提示你可以走了。对老师的呵斥，学生们司空见惯也就麻木不仁了；对李叔同这样的彬彬有礼，学生们反而手足无措，觉得消受不起。一位学生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外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曹聚仁也是李叔同的弟子，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

有些老师满足于学生的口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不过色厉内荏、收效甚微；李叔同要的是弟子心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而不怒自威、令人敬畏。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温而厉”。

因为听从老师的指导，直接在石膏上写生，丰子恺的绘画进步迅速。正是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对“写生”才产生了浓厚的兴味。李叔同首次指导他画模型的情景，丰子恺一辈子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