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慎《苏武牧羊图》（苏州博物馆藏）

第二，就脉络上的推理而言，上海商人暨任伯年的赞助者章敬夫，曾经在向任伯年订制的《五伦图》上作一后记，引述了任伯年对上海社会的感触：“窃有慨今士大夫，用夷变夏，习与俱化，甚至倡平权自由之说，举我中国素重之伦常，不堪为轻薄少年，问是谁之责耶？因是触目感兴。思我中夏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历尧舜三代以来，以导以教，化人以深。何世变日移，滔滔是也。 ”对这样的“滔滔世变”，尤其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任伯年显然无可奈何。

虽然，在任伯年的例子中，言说与表现常常充满了矛盾和讽刺，但至少在言说的层面上，任伯年选择了一个极为保守的立场，且在面对上海处处所见的外来势力时，不时反映出其对民族危亡的忧虑。

（本文节选自《跨界的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