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 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

另根据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中所记“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霖潦中注，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 可知，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因石经所在唐“尚书省之西隅”地势低洼、水漫碑扑等原因，将唐石经“徙置于府学之北墉”。这里“府城之坤维”与“府学之北墉”所指为同一地，因“庙学合一”制度的影响，历来府学与文庙都是相随搬迁，故此次唐石经的迁移地仍为文庙。此碑还记录了唐石经迁至新址后，《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开成石经》“分东西次比而陈列焉，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于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即《开成石经》是分东西两边依次陈列，“明皇注孝经”即《石台孝经》和“建学碑”立于两列《开成石经》的中间。

另外，此碑还对此地所藏唐石经的排置情况记有“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诚故都之壮观，翰墨之渊薮也”。碑文进一步说明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即《石台孝经》与《建学碑》均由碑亭护围，一前一后立于整个孔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同时，《开成石经》被置于回环的廊庑中，从三面环绕双亭。可以说，从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祐二年（1087年）间对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搬迁，进一步明确了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确立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奠定了后来再次迁移的格局样式。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正值“崇宁兴学”之时，唐石经又进行了第三次迁移。据现藏碑林的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所记：“京兆旧学，在府城之坤维，地非亢爽。前宋崇宁二年，命郡县建学，以宾兴贤能，府帅枢密直学士虞公策承命诣学，谓诸生日：鲁修泮宫，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之颂，是知泮水以育人才也。今府城之东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处可乎？诸生怡然日：诺。乃范湖州规制，经营建立，庙学之成，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冠一时。”这段记录将第三次搬迁的过程清晰说明了。崇宁二年（1103年），京兆府枢密直学士虞策奉“兴学”之命而建庙学；又因“京兆旧学”所在地“府城之坤维”，地势条件不好，而将府学、文庙及石经一一迁建于“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孔庙现址。此次搬迁完全按照元祐二年（1087年）吕大忠对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所设计的空间关系来迁建的，即《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位于文庙的中轴线上，《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呈三面环绕之势，互为依存。

至此，历经三次搬迁，至崇宁二年（1103）虞策将府学、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迁建于西安孔庙现址之后，历经金、元、明、清诸代，府学、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便一直在现址未动，至今已915年。

《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

综上所述，《开成石经》自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刻制完成，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文庙西侧“讲论堂”两侧廊庑始，在后来的三次搬迁中，《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始终没有改变。虽然在韩建、刘鄩与吕大防、吕大忠的搬迁过程，因为战乱或国力衰败等原因所致，是通过先后两次搬迁完成的，但是两次搬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集合于一地，而非分离。

此外，《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始终放置于孔庙之中，并且在移至“尚书省之西隅”文宣王庙后，《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与之所形成对称的围合之势就开始形成定制，始终未变。由此可见，无论《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经历几次搬迁，三者的这种依存关系从未改变，已经保持了1181年。若以天祐元年（904年）为参照，《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至少保持了1114年了。这说明，历代保护者试图以《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这样的位置关系来向世人证明，二者在庙学文化中地位和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是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