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溪诗草》

“我现在整理旧作，编纂成集的时候，看出了新旧交替的现象，不由得不自问：为什么在一九三八年，我一离开故国，诗思就开始从传统形式体现出来？在太平洋上的一组诗，一首新诗也没有。可是，当亚洲皇后号在加拿大的温古华靠岸，我看到新大陆头一眼以后，在几天后却写成一首新诗？在一九四八年返国的飞机上，我写了一首长飞返国行，却又开了旧体诗的门户？那年底从动乱的上海回到纽约后，虽然没有立刻抛弃了新体，旧诗的势力在我的脑中却逐渐增长，一直到在重返故国前的三十年里，不再写一首新诗？

在我这集后写诗论诗一文里，我探讨了诗体的问题，对新旧体有一些看法，作了比较客观的解释。可是主要的解释是主观的：回首平生，我的经历并不单纯。大致说来，我出生后的二十年在中国，而后几倍长的岁月都在国外（不计回国若干次的旅行）。海外生活，不但包括在美国走了多少城市，换了几次居所，我也曾游历欧洲数次，在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小住，行程北至斯德哥尔摩和列宁格勒，南至新德里和新嘉坡；可以说我的世界超越了许多国界。我运用的不是一种语言，我体验的不是一个政治体制，我的情感不存于一项寄托，我的观察不限于一个角度。可是我一生只有一个心宅，那就是诗——中国诗——那从诗经楚辞一直到五四运动后的新诗。以成就的积聚和传统的延续来论，新诗是那么简短，那么幼稚，只是我心宅里的一角院落，而不是高堂大厅。我的意识和潜意识里没有几首新诗，可是成千上百的旧诗词句，不时地涌上心头。虽然我生在新文学运动之后，我所受的教养却更深远，把我造成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产物，使我用来写作的一切模式和工具，都是这伟大文明无数代的积聚，而不仅仅是我在短短几十年中的新收获。总之，虽然我的大半生是在海外，而对我最亲切的是那无畛域、无时代的心宅。不管人事怎样代谢往来怎成古今，那心宅是超出现实的现实，泯入想象的想象。又何须斤斤计较于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