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涵发微：孙过庭“心之所达”命题的三重意蕴

孙过庭的论述，虽言辞简奥，却包含了层层递进的丰富内涵，深刻揭示了书法艺术创作中的内在矛盾与超越路径。

（一） “心之所达”的精微性与主体性

“心”在孙过庭的语境中，并非泛指一般的思想，而是特指书法创作主体在特定情境下融汇了学识、修养、情感、志趣乃至瞬间感兴的综合性、整体性生命体验。它包括了“怡怿虚无”的平和，“偶然欲书”的冲动，“感惠徇知”的深情，“波澜之际”的机微。这种心灵状态是流动的、混沌的、不可分割的，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和瞬间性。而“名言”（概念化的语言）则是逻辑的、分析的、抽象的，试图以有限的、固定的符号去框定无限的、鲜活的心灵活动，必然导致“方其搦管，倍加任情恣性；及其既书，半折心始”的遗憾。此乃第一重困境，即内在体验的丰富性与语言概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二）“言之所通”的转换与“形于纸墨”的隔阂

即使创作者通过内心的提炼，形成了某种相对清晰的“意”（艺术构思），如何将其转化为纸墨上的书法形象，又面临着第二重挑战。“言”在此可理解为艺术构思、法则规律（即《书谱》中所述“今撰执、使、用、转之由”等“名言”），它们是指导创作的理性知识。但书法艺术绝非机械地复制法则。从心手相应的挥运，到笔墨在纸绢上形成有生命力的点画、结构和章法，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孙过庭强调“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批评“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的陋习，正是看到了从“知”到“行”，从“法”到“意”的艰难跨越。工具（笔墨纸砚）的特性，手臂的生理机能，乃至书写时的环境心境，都会影响最终效果的呈现。此乃第二重困境，即理性构思与感性实践之间的隔阂。

（三） “假糟粕而传神髓”：书法的超越之路

面对双重困境，孙过庭的智慧在于其辩证性。他并非否定“言”与“墨”的价值，相反，他极其重视对传统法度（“名言”所通之“理”）的钻研和对笔墨技巧（“形于纸墨”之“术”）的锤炼。《书谱》通篇都在探讨如何学习古人、掌握规律。他所要超越的，是对“言”与“墨”的执着与僵化理解。书法之妙，在于它能通过具体的点画形质（“糟粕”），传递出超越形质的内在神韵、情感与生命力（“神髓”）。这正是对庄子“得意忘言”和王弼“得意忘象”思想的艺术化用。

书法艺术的媒介是汉字，但其目标绝非简单地“记录”文字内容，而是要创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就是书家的性情、哀乐、气韵、风度。孙过庭指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他将书法提升到与诗歌（“风骚”）同等的抒情地位，认为书法的节奏韵律（“阳舒阴惨”）与宇宙生命的律动（“天地之心”）相通。因此，书法的点画、结构、章法、墨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动势与张力的“意象”世界。这个“意象”系统，既依赖于文字之“形”，又超越了文字之“义”，成为直接叩击观者心灵的审美对象。观者通过“玩迹探情”，循着笔墨痕迹，感受其中所蕴含的“起伏随锋”、“迁妙于点画之间”的意趣，最终实现与创作者心灵的遥契。此即书法“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奥秘所在，也是其对“言不尽意”困境的伟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