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村内4棵约有百年树龄的广玉兰，据说是晚年归隐沪上的康有为先生所植。蒋迪雯摄

泰兴路上的一栋老房子，如今被房产中介打上了“文化牌”，声称是“康有为故居”，要价1000万元左右。

这究竟是不是康有为故居？中介言之凿凿：“弄堂门口立着铭牌呢——‘康有为海上归隐处’。”

康有为故居也能卖？在大多数市民看来，这事有点蹊跷。

最近，也有媒体记者辟谣：仅是旧址，并非故居，也非文物保护单位，但门口那4棵广玉兰树，可能是康有为亲手所植。

于是，房产中介便在介绍中加了噱头：院内百年古树，康有为所植。文化无价，1000万元不贵。

不少人，想起了前不久北京的“梁林故居被拆”。名人故居，是不是都一味要保护？究竟应该怎样理性认定？保护与开发又是否可以探索多样化路径？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近日表示，各地文物部门要准确掌握名人故居的真实价值，做到依法求实保护。

具体而言，名人故居如何认定，如何保护？其中还有不少问题。

因为“康有为”，贵了一倍多

记者跟着房产中介实地探访。

据中介介绍，房源是去年就挂牌的，业主不在国内。中介们所称的“故居”，指的是这一幢灰绿相间、掩映在几棵广玉兰树下的四层民居，位于泰兴路中华新村内。小区由结构、风格相似的几排四层楼房组成，格局整齐、外墙朴素。

中介指了指小区门口的铭牌，示意“康有为故居”并非是他“捏造”，铭牌题为“康有为海上归隐处”，简要介绍了康有为生平，并特意说明——“庭院里矗立的4棵约有百年树龄的广玉兰，据说是晚年归隐沪上的康有为先生所植”。

中介这次挂牌出售的，仅仅是这小区中普通的一间，面积168平方米，要价1000万元左右。

记者在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网站上查到，中华新村的房屋性质是“公房”，也就是说，进行交易的应是使用权而不是产权，一般情况下，使用权房的交易价格比同地段商品房要低不少。

而如今待售的所谓“康有为故居”，每平方米售价约为59524元，与附近的全新商品房价格相差无几。记者了解到，中华新村内另有一套28平方米的使用权房屋待售，售价仅为每平方米两万多元。“据我所知，这1000万元的价格明显高了。”静安区文史馆馆长杨继光告诉记者，而中介依旧坚称：“文化价值高。”

究竟算不算康有为故居？

“政府挂牌前，很少有住户知道，康有为曾在此住过。”老住户周阿姨今年50岁，出生在中华新村。

杨继光介绍，康有为1914年向盛宣怀租住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1917年春在此举办六十寿宴，1921年元月迁出。而如今的中华新村，是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盛宣怀家人主持改建的里弄住宅。

就是说，如今中华新村的房子，早已不是当时的房子。

“我们所说的‘故居’，一般是指名人出生和死亡的地方。”杨继光说，按照他的说法，名人住过的地方，最高级别是“故居”，其次是“旧居”，但也要符合“居住期间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条件；其它的，只能算作有“故事”。

“康有为海上归隐处”，只能算是“有故事”的地方。而这个“归隐处”，也是静安区文史馆发掘的。2007年，静安区开发了一条旅游线路，用“文化名人”的概念，串起了新闸路上“阮玲玉香留沁园村”、“刘晦之情系藏书楼”、“康有为海上归隐处”、“黄葆?墨润慈孝?”四处景点，挂上了铭牌。

不是故居，就能买卖？

距离“康有为海上归隐处”不远，便是“沁园村”小区，当年阮玲玉在这其中一幢洋房内自杀。“沁园村”门口，有一块“阮玲玉故居”铜牌，这几排奶黄色的花园洋房，已经列入静安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据同济大学副校长、城市规划专家伍江介绍，若一栋建筑列入各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法》）保护，对其买卖、改造以及处罚都有明确的规定。

而在《静安区文物工作手册》里，记载了“静安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19处、区级6处，另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8处。所谓“康有为故居”所在中华新村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所以，以“康有为故居”为名义的买卖，只能算是商业炒作，“我们没法监管，因为它是法律框架内的正常交易。”杨继光说。

故居认定，究竟谁说了算？

日前，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表示，各地文物部门要准确掌握名人故居的真实价值，做到依法求实保护。记者致电国家文物局，并未得到“名人故居认定标准”的进一步信息。

而正是因为名人故居的认定比较模糊，才一定程度地导致了这一出出“被拆迁”和“被买卖”的风波。

究竟怎样的建筑和住宅，算得上是名人故居？记者查阅《文物法》及相关法规，对“名人故居”并无明确规定。

在伍江看来，一个人物，在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认定，很难有一个标准，“名人故居”的认定，倒和居住时间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该历史人物在这里的历史故事，是否值得大多数人的共同追忆、缅怀、铭记。

这一认定标准，“不应该完全交给文学、历史或是建筑专家，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伍江说，“但无论如何，应该尽快出台统一的认定标准。”

认定故居，就能保护？

在康有为的外孙陆康看来，政府部门应该管理好名人故居、遗迹，“因为故居不仅仅是房子，还有很多故事，其物品、房间、建筑，都是历史的传承。”

但若将保护名人故居的工作完全交给政府部门，是不切实际的。

据伍江介绍，我国1961年制定《文物法》时，考虑主要是“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而之后考虑到大量“不可移动的文物”，主要是建筑类的房屋、坟墓、遗址等，便开始分批设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允许省、市、县各级设立文物保护单位。

但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发掘出越来越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的一些不能很快地列入各级文物单位，而且“国家和地方无法负担如此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因为这不仅需要出钱，还要设立管委会，设立编制”，伍江说。

于是《文物法》修订中，提出了“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概念，即将有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在册，前不久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的“梁林故居”便在其中。

“但这个名单越长，文物保护却越来越被动，因为虽然已经‘登记’，但却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不受《文物法》保护。”伍江说。

所以，即使将某名人故居认定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若真要保护起来，却还急需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整合。

《文物法》之外，能做什么？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陆琼认为，在名人故居标准制定出炉前，不妨通过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名街等方式，将尚未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纳入保护范围。而在伍江看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已经颁布了不少，但法律保护却没有真正跟进，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也没有具体可行的惩罚措施。

在这方面，不仅仅需要法律的整合，还需要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部门、建设规划部门的政府职能整合。“上海曾出台《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规划局也曾设想‘规划保留建筑’，在规划审批等方面设立门槛，至少让有价值的建筑和住宅不被轻易拆掉。”伍江说。

据杨继光介绍，静安区已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护网络系统，相关社区都有文保委，有专人或培训过的志愿者负责。如发生房屋结构变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文史馆。“如果文物建筑的使用者是单位，那我们也会与之签保护协议，要求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包括消防等。锦江集团的马勒别墅就是这样。”杨继光说，“还有些文物保护单位仍属家族所有，如果后人想用‘故居’的名义进行商业开发，我们可能会劝阻；如果目的是保护、利用、宣传，我们会提供帮助。”

市场机制，是否可用？

“康有为在上海的经历和故事，是无价的，不应该单纯从商品的角度解读，这是对先驱、对文化积淀的亵渎，并不合适。”陆康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回购“康有为故居”，他表示无能为力。

而在专家看来，这次房产中介和媒体对“康有为故居买卖”的“炒作”，对文物保护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是没想到名人文化故事会有这样的商业价值，二是从中看出人们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正在提升。”杨继光说。伍江也暗自庆幸——公众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增强了，但他也担心：“炒作多了，怕公众反而看轻了名人故居的价值。”

市场对保护名人故居究竟作用几何？“上海的新天地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开发商既保护了建筑，也保留了历史文化特色。”伍江说，“但若要将文物保护完全交给市场，是不可靠的，政府应当明确自己的责任，适当地引入商业机制。”

他强调，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是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