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里戴着眼镜的雍正皇帝

雍正：“怪我咯？但我用玳瑁圈茶眼镜哦，传教士带来的。”

今天看似微不足道的礼仪问题等一系列的“水土不服”，对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影响。与中国相反，明治时代的日本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但大大高于中国，且多数是“上等人”，其中30%是武士出身。武士在日本是贵族的标志。中国基督教信徒主体是“下等人”，他们人数不多，是贫苦的农民市民、犯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者、以及通商口岸上贫无立锥之地的人，直到今天，在偏远的山区，依然能找到当初西方传教士传教的遗迹。但有教养的教徒人数则寥若晨星。随着耻辱地被迫打开国门，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国内腹地，平民主流上升为敌视排斥基督教的主要力量。读过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则担当了仇视基督教的领导角色。而传教士贩卖鸦片等劣迹也让矛盾激化。卫金桂博士认为，如果当时能顺利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西方先进技术进入中国等近代化过程一定会容易很多。但异质文化在遭遇本已根深蒂固的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文化时，矛盾不可避免甚至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