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相距不过40多公里，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出现如此众多的代表着高超技艺和政治权力的遗物，不能不说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观。就两地出现的灿烂夺目、极富神秘色彩的遗物判断，它们分别是两个权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内两个中心的转移，其内在动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或者是对更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或者是政权的更替。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文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历史和考古发掘证明，金沙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

与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具有明确的规划和不同的功能区域。如果说金沙村是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区(权力中心)，而紧邻其北部的黄忠村则是宫殿区和生活区。黄忠村的繁盛时期也在西周，它以丰富、全面的聚落形态种类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内核：窖穴(灰坑)、窑址、墓葬、房址(黄忠村三合花园地点发现5座房址，最大的一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5座房址布局极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为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等，而金沙村——黄忠村两地直线距离仅700余米，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大的聚落载体来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区，代表着古蜀文明又一发展高峰。

金沙遗址兴盛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时恰与三星堆的衰落时间相接踵，可以说金沙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均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金沙遗址秉承了三星堆突出“神灵”“祖灵”的传统，也突出了对太阳的尊崇。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厚度仅0.02毫米、重量20克的“太阳神鸟金箔”为一个圆形的图案，由内外两部分图案组成，内圈是顺时针旋转的太阳，太阳的光芒由顺时针旋转的12道镂空的弧形芒线构成，象征着旋动的天体，引导着生命的轮回；外圈是逆时针飞翔的四只神鸟，首尾相接，围绕着太阳逆时针飞翔。这件金箔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日中星鸟”等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及神鸟的强烈崇拜。

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是远古人类共有的习俗。日出日落、昼夜变化、四季更替，让远古人类直接感受到了太阳的强大力量。从埃及的“霍鲁斯”到古希腊的阿波罗，从印度的“因陀罗”到古玛雅的太阳神庙，无一不是表现着古人对太阳的尊崇。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还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鸟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人虔诚地将黄金——这一人世间唯一拥有太阳光芒的物质，锤炼成“太阳神鸟”的时候，他们也许无法想到在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传遍中华大地。人们在庆幸找到三星堆余脉之时，也似乎找到了成都城市文化的DNA。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建城史由2300年推进到3000年多年。

金沙的玉器也有其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体现出受到长江中下游早期文化、黄河上中游地区等多种玉器的深刻影响。如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十节玉琮，来自于4000多年的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而这对于3000多年前的金沙人来说已经是一件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董”了！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张骞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区看到集市上在贩卖产自四川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商人们说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买来的。身毒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张骞由此推测：阿富汗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处于汉朝西南；印度又处于阿富汗东南几千里，有蜀郡的产品，这就说明印度离蜀郡不远了。出使大夏，要是从羌人居住区经过，不仅地势险要，且羌人厌恶；要是稍微向北走，则会被匈奴俘获。而从蜀地前往，应是直道、又没有侵扰者。通过历史考古学者多年的研究和考证，这条通路的诸多证据已经显现在了我们面前，它就是“蜀身毒道”，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

如果今天我们站在欧亚文明体系来看，三星堆和金沙并非偏远之地，它反而处在这个中西文化或者中外文明交流的前沿了。

高耸的大山、艰难的路途似乎从未阻止过蜀人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与往来，古蜀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力量与周围乃至世界的文明进行了深刻交流、互动和影响，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一样，成为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