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艺术空间活动现场。

图片来源于上午艺术空间官网

2008年，艺术家于吉和伙伴拉姆在上海石门二路开办了“上午艺术空间（Am Art Space）”，将展览、艺术驻留等艺术活动坚持至今。同年，四位艺术家王卫、何颖宜、姚嘉善和翁维在北京的箭厂胡同开辟了15 平米的“箭厂空间（Arrow Factory）”，以强调“临时性”特点，将沿街空间改造为一个全日制开放的“艺术橱窗”。三年之后，由法国人保罗·德沃图（Paul Devautour）和中国妻子夏意兰于2011年在上海安顺路小市场里一个不到八平米的商铺里开放的“兼容盒子（Bazaar Compatible Program）”项目，以每两周一换的节奏进行艺术家委约展览的方式，八年来成功运作了152场国内外当代艺术家的实验性创作。2012年，由艺术家朱加、陈侗和方璐成立的“录像局”，用为影像艺术家建档的方式成立专业影像数据库和档案馆。同年，由艺术家赵赵成立的“305空间（305 Space）”，在不到20平米的空间里为年轻艺术家持续提供展出平台。2013年和2014年，分别由苏格兰和波多黎各建筑设计师和艺术家伴侣娜塔莉·弗兰戈夫斯基（Nathalie Frankowski）与克鲁茨·格拉西亚（Cruz Garcia），以及由德国策展人安娜（Anna-Viktoria Eschbach）和妮妮（Antonie Angerer）创建的胡同空间“智先画廊（Intelligentsia）”和“I:Project”，作为外国艺术从业者在中国探索艺术家自营机构的榜样，坚持寻找中外当代艺术的交集。2013年，由一群艺术家、策展人、影像导演、设计师等等艺术人联合在上海华山路和平武路辗转开放的“6号地下室艺术空间（Basement6）”，打造了集合实验影像、身体剧场、迷幻装置和都市亚文化的混响平台，而成立于2015年由摄影师刘香成创立的“上海摄影中心”，也迅速成为国内观念摄影业界的龙头机构之一。次年，在北京郎家胡同开放的17平米空间“盐计划（Salt Project）”成为艺术家和策展人交流的又一个胡同场地。机构之多，无法一一尽述，在北京和上海之外，广东的“博尔赫斯书店”“石米空间”“观察社”，重庆的“器空间（Organhaus）”，杭州的“想象力学实验室”“马丁戈雅生意”“半野艺舍”等，天津的“再生空间计划”，武汉的“扬子江论坛”等等艺术家自营机构也在不断发生和发展，如繁花开放。

政府的公共资金扶植，是艺术家自营机构的“去商业化”核心吗？

无论是在国际版图还是中国境内，艺术家自营机构都处于持续发展的态势，其范围之广和形式之丰富，本文都无法一一穷尽。显而易见的是，阻碍全球艺术家自营机构发展的最大困难，都是如何顺利筹措资金，推动机构每年的财务运营良性发展，用以支撑品牌的持续建设。这也是这些机构主动“去除商业化”，而不被动攀附市场杠杆的基本要素。在国外的运作体系当中，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是极其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欧洲的公共事业文化投入现状，可以德国北威州科隆市的公共艺术扶持政策为例。德国政府预算主要来源于税收，每年中央政府分配总预算给联邦州，各州再自行分配文化预算所占比例。科隆当地的艺术生态得以积极发展，市政府文化办公室功不可没。该办公室培养和推动了大量在地文化艺术项目的生长和壮大，其中就包括维护当地独立艺术空间的运作。办公室每年定期向常驻科隆的策展人或艺术家开放下一年的独立项目基金申请窗口。这些基金额度并不高，以单个项目不超过一万欧元的投放标准，为下一年在全城此起彼伏举办的，各类由年轻艺术人参与和组织的艺术机构和活动项目提供稳定而有力的支持。对于并不能在初创时期就追求大规模、大名声、大预算的年轻艺术家和策划人来说，化整为零的资金扶植政策则是真正站在培养整个城市长远的综合文化品质的角度而出发的。这里提到的“独立运作”，也通过文化办公室绝不参与评审过程，而是以每三年轮换邀请参与项目基金评选的专业义务评委团队来体现。每年交错进行的各种文化艺术项目，使得经过授权的科隆市政府文化办公室标志在城里的不同街区持续亮相，长期以往，塑造了出色的城市文化形象。在政府有力的政策扶植之下，大量民间基金会也参与积极支持独立艺术空间的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