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东方艺术的象征，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因此，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以下简称《超越》）大展，在中国引起了颇大的反响与热议。诚然，本次《超越》展在策展、展品的档次、展示的形态、展场的布置等方面做得颇为道地、讲究。为此，也产生了过度的解读与赞誉。

在这各种书体的概况介绍及名笔的作品亮相中，我们发现并没有内在的、书法史学意义上的打通贯穿，也缺乏各种体式转变的脉络分析及笔墨演绎的规律解读。实际上，就展览的主体来讲，从王羲之到颜真卿及其之后影响，必须从三方面来加以展示与评述：一是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建构作用与意义；二是王羲之的历史谱系与艺术贡献；三是颜真卿的笔墨师承与书法地位。然而，综观整个展览，并没有涉及到这三个层面。策展人富田淳表示，主要将王羲之与颜真卿作比较，特别强调了《兰亭序》已不复存在，而“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真迹是存在的，因此也的确存在“超越”，其余方面没有更多的专业思考、理论探讨及学术指向。因此，可以这样界定：《超越》展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学术展，呈现的是快餐时代的文化景观。

中国书法史上的隶变

《超越》展的主体人物是颜真卿，而“对象”是王羲之，其主题是“超越”。为了佐证颜真卿对唐代楷书、行书的推动，以《祭侄文稿》为镇展之宝，同时亦展出了《麻姑仙坛记》、《勤礼碑》及《自书告身帖》等，说明颜真卿对楷法的最终建立及行书的超越意义，并作出“他改变了书法的历史”结论。但从整个中国书法史来考查或评估，颜真卿不具有改变书法史的历史作用与艺术地位，他仅是唐代书法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