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鼎 图片来源：《中国青铜器全集》

二里头遗址青铜冶铸遗存真实反映了金属资源及冶金活动的管理模式。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城市干道网、宫殿建筑群、青铜礼器群，以及官营作坊区等，可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内有一个很小规模的铸铜遗存，可能与宫城内日用铜器的修补有关；在宫城南边不远处，另置一专门区域从事绿松石加工和青铜器铸造生产，并设围墙保护。故从空间布局看，铸铜作坊位于整个城市最关键的王城管理区块之中，说明其生产活动受到王室直接控制。因为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中国使用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整个铸造工序又是在王权控制下完成的，因此，二里头文化青铜冶铸工业产业结构、铸造技术、产品器类三个方面都为后期的成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李延祥教授指出，辽西、河西走廊、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等四个地区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青铜产业格局，但唯独以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青铜产业最具标准化，最先产生了铜锡二元物料分离、冶炼与铸造分离、以块范法铸造为主的青铜产业格局，形成了管理严格、等级分明的青铜产业网络，实现了青铜产业与礼制的完美结合。新兴的青铜产业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流，导致跨地域、跨文化的管理组织机构出现并强化，进而导致国家、政府机构的产生，高度艺术化、礼制化的中原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助力中原地区成为东亚稳固的文明中心，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性王朝文明——中华文明。

生产青铜的金属资源来自何处、流向何方、如何管理等问题，是从金属资源角度研究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矿山具有能够反映本矿山产地特点的指纹元素和同位素比值特征，据此可对冶铸遗物和青铜器进行产地研究。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非常集中，并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发现的一种高放射成因铅数据相同，结合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装饰技法研究成果，可以推测这些本地风格的三星堆青铜器是由娴熟掌握中原地区铸铜技艺的铸铜工匠根据本土需要在当地制作的，金属原料则来自中原或长江中游地区。这一生产过程可视作当时远距离有效管理金属资源的例证。

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为经营南土所设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为研究金属资源与国家管理问题提供了优秀素材。研究表明，以叶家山为代表的西周早期不同遗址或墓地的青铜器，在组合、纹饰和风格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铸铜原料的利用主体同样高度一致，这是周王室对青铜器生产进行集中管控与配置的科学证据，因此，在周王室统筹下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并分配给各诸侯国，可能是这一时期青铜工业生产体系的主要形式。如叶家山墓地中两座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侯级墓葬M28和M111，分别随葬与铜礼容器共置一处的两块铜锭，但同墓地小型墓葬没有陪葬铜锭，充分说明铜锭和铜礼器价值相同，均代表曾侯对铜资源的控制、占有和使用，应该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分析结果说明四件铜锭虽然产地各异，但如果将铜锭理解为周王室授予的珍贵物料，与礼器、车马器共同视作来自周初的分器，作为彰显曾侯在周代南土政治地位的标识物，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为研究东周时期金属原料的来源问题，我们将冶铸遗物和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分成A、B、C三类，可以发现，春秋早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高度集中，各地均使用A类矿料；春秋中期存在汉淮地区B类矿料与中原地区A类矿料的对立；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原及周边地区主要使用C类矿料；战国中晚期铅同位素比值趋于分散。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矿料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同步发生转变，成为必然规律，这充分说明，金属资源在政治上较为分裂的列国之间互通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控制着冶金业，这只能是一个国家型的组织行为。这种涉及国之大事的金属资源管理与流通的高度统一性，是王室高度控制冶金业生产方式的真实反映。

金属资源流通网络兴衰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反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春秋时期青铜器曾伯桼簠，其上铸有“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铭文；湖北随州曾公求钟铭文追述西周初年周王命南公“涉征淮夷，至于繁阳”；春秋早期的晋姜鼎、戎生钟等青铜器铸有中原诸侯征繁阳、取吉金的铭文。由此可见，在铜锡金属资源南北流通线中，繁阳是重要节点。繁阳之地望，位于河南省新蔡县东北，汝水以北。通过繁阳这一枢纽，向南可通过桐柏—大别山诸隘口，借助滠水、澴水等水道进入长江，联系鄂东金属矿区；向东南则通过淮河、淝水及巢湖—裕溪河水道辐射皖江地区的金属矿区；向北则是广袤的中原大地、金属资源使用的中心。当然，除繁阳之外，应有其他金属资源流通的节点，共同构成联系中原与边疆重要金属矿区的流通网络——“金道锡行”。两周之际，随着楚的兴起，长江中游的金属资源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得到更大幅度整合，江汉平原西部成为长江中游金属流通的新枢纽。在春秋诸侯国争霸背景下，长江流域的楚与吴先后兴起并与晋争霸，其政治影响力与资源优势互为表里，这也导致靠西的汉水—夏路及靠东的邗沟—泗水通道成为金属资源北上的重要路径。故而春秋中期以降，金属流通兼有南方大国转输、分配及中原索取、贸易的不同模式。再如湖北大冶铜绿山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铜生产基地之一，在遗址内发掘了100多座东周时期矿工和管理者墓葬。我们发现，尽管铜绿山存在大规模开采铜矿、炼铜的活动，但墓主人所随葬青铜器并非本地生产。所以，我们在研究金属资源的控制、流通时，还需要了解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关系，青铜产业的区域特征、技术差别，以及对重要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方式等问题。

以上的研究工作对复原先秦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金道锡行”以及区域间的金属资源流通来说，仍然远远不够。我们在讨论“金道”时，应当完善起点、路径、节点及终端等各个环节的认识，尝试探讨中原王权对“金道”的规划布局及南方地区的实际操作应对。讨论“锡行”的难度更大，辽西地区以及湖南或江西等地有望找到早期锡矿的采冶遗址；此外可对出土的锡、铅器实物进行更多分析，同时兼顾高温钙釉及硬陶器、朱砂、生漆、海贝等其他珍贵物料的流通路径研究。讨论“金道锡行”时，也需留意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不同矿冶地带的兴衰更替，从中原及南方不同的视角进行更为细致全面的比较研究。讨论中原与北方、西北及西南地区金属资源流通时也应如此。

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讲到，“青铜冶铸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具备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中国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本土化过程以及青铜器礼乐文明的形成过程研究，可以认为，中原地区选择铜器作为文明物化标志是历史必然，金属资源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夏商周三代大规模青铜生产从金属资源开采到产品制作，需要高度社会化组织和管理；其铜业产能与王朝国力直接关联。中原地区是青铜业生产中心，也是当时青铜金属资源与产品流通网络的核心。金属资源供应充足与否，是商周王朝国力国势盛衰变化的指标。夏商周三代的中原地区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的互动，并且具有超越时代与政治势力范围的稳定性，其背后的控制力，实质上就是国家治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