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铸铜陶范。图片来源：《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青铜冶铸技术的传入对中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中原贵族一方面凭借对这种技术的垄断获取自身的显赫地位，通过青铜资源的贡赋、赏赐等手段形成等级关系，强化统治秩序，并与祭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神圣化，进而形成青铜礼制，从而使早期国家的统治阶层得以真正地搭建起来。另一方面，中原贵族为了实现对铜、锡和铅矿等战略资源的远距离控制，积极扩展新的统治方式，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并引入更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这使得贵族的统治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形成了远非酋邦社会所能比拟的早期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者刘莉和陈星灿认为青铜冶炼技术对中原早期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作用，是中原社会真正进入早期国家文明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早期铁器的使用可能与外来因素有一定关系，但块炼铁技术在中原地区发展成生铁冶炼技术体系，为秦汉王朝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开始出现铁农具，战国中晚期以后，冶铁炼钢技术提高，铁农具开始大量使用，促进了农业发展。故《盐铁论》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功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高质量铁农具推广应用的结果是，农耕面积扩大、农业产量提高、人口数量增长和大城市数量的增多，为商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提供了条件，也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战国策·齐策》描述的齐国都城临淄之所以有七万户人家，呈现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地冶金业的发达，临淄城内考古调查发现的十几处青铜冶铸和生铁冶炼作坊即是明证。秦灭六国之后，迁邯郸、临淄、南阳等地冶铁大户到四川等地，对西南地区的铁器化进程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中国古代青铜兵器自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经历了从适应车战为主发展为骑兵和格斗为主的变革过程，而钢铁技术的进步，使得优质铁质兵器逐渐取代铜兵器，极大地提高了军队作战能力，成为战场上的国之利器，引起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形式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书》载“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根本原因是当时汉人钢铁兵器质量远超匈奴人兵器，以世界历史角度观之，汉匈之间的征战也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总之，钢铁技术的提高以及铁器的普及使用，提高了粮食产量、人口数量，促进了文化发展，奠定了中国自战国到汉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及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金属资源流通与国家治理

在夏商周三代，铜、锡、铅等金属资源始终都是非常贵重、也是最为重要的国家资源。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认为，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占有中心地位。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仅仅是宫廷的奢侈品、点缀品，还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下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三代王都的迁徙都是围绕铜锡矿产地移动的，目的是不断靠近矿源、方便采矿，追求作为政治资本的铜锡金属。因此，金属资源的获取技术、流通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制度，与文明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以金属资源为例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