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SOHO作为艺术区闻名于世，但由于旅游者增加、房租上涨，大部分自由的、穷困的艺术家们不得不搬离这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区域。

上海“艺术家聚集地”之一的浦东新场大东方当代艺术中心面临曲终人散，从顶峰时全国二三百名艺术家汇聚一堂，到如今只剩二三十人等待今年8月31日的最终搬迁。这令人联想到国内艺术家群落聚集的文化生态现象以及它们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

艺术家群落聚集区是后工业时代都市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以来，国内的一些国际大都市如北京、上海等都陆陆续续地出现一批艺术家群落聚集区。北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自发形成第一个艺术家群落聚集区“圆明园艺术村”以来，目前聚集区数量激增，比如宋庄、798艺术区、草场地、上苑、酒厂艺术区、环铁艺术区、何各庄、观音堂、索家村、费家村、黑桥艺术村等。其他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一批艺术家聚集区，它们大多处于大都市但又都远离城市中心，以避免城市的喧嚣和嘈杂；这些区域虽远离城市，但交通网络还比较发达它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多要么是空旷的无用之地，要么就是废弃的工业厂房，租金低廉。艺术家大多游离于体制之外，在艺术表现上相对前卫。

艺术家聚集区的形成原因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正如栗宪庭在谈到艺术家当时为什么选择聚集到圆明园时提到：“圆明园艺术村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画家为什么在那里聚集起来，我想有很多客观的东西：他们想走自由职业的道路，但同时他们又都不是大款，而圆明园的房租很低，房子又很大，方便画画，离北大清华文化区又近。”同时，这些艺术聚集区的形成客观上又有利于艺术家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交流，有利于艺术观念的沟通和灵感的激发，毕竟艺术家之间的语言系统比较接近，编码和解码信息更加直接方便。另外，它又会吸引大量的艺术爱好者，形成规模效益。但应该看到，经济机构主导的艺术集群没有出路，扶植艺术发展的力量必须具有公益性。

目前令人尴尬的是，随着资本和商业逐渐大批涌入艺术市场以及行政力量的介入，一大批画廊、酒吧、咖啡吧、饭店、俱乐部陆续在艺术家聚集区建立，政府部门大批地将艺术家聚集区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区。如今大部分艺术区的房价飞涨，商业气氛逐渐取代了艺术气氛。据了解，798艺术区基本上是被开发商一手营造出来的，2002年一批艺术家迁居于此，这个处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艺术区在刚建立的时候还比较安静，路上行人也很少，大多数的艺术家都猫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搞创作，如今随着798的逐渐火热，尤其近几年政府部门把798作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进行开发，该地区的商业价值立即上升，大批的商业机构逐渐涌入，日益高涨的租金和喧嚣的环境使大批原来居住在此的艺术家不得不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租金而另寻他所。如果说798建立的时候本身就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其成为艺术商业区的事实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作为艺术家完全自发形成、拥有整体文化记忆和历史溯源感的宋庄如今也难以避免商业和行政的干扰。这个大部分从圆明园艺术村迁居过来的艺术家所形成的聚集区如今也成为政府强力打造的文化创意产业区，逐渐被政府“招安”，去年的时候，宋庄还提出一个颇具国际性的概念——CAD，打造全国乃至世界的中央艺术区。在笔者看来，这个口号的符号意义和商业意义永远大于现实意义，利益诉求只是掩盖在光鲜的符号下而已，不过，这对于长期被边缘化、被商业忽略的艺术家来说还是有利的。如今宋庄的一些艺术家也因为难以承担的高昂房租和生活开支而离开。

艺术家聚集区曾经代表的“独立”“自由”“前卫”的身份渐渐模糊成商业或产业的代名词。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聚集区更像是一件行为艺术作品：首先给艺术家创造远离尘嚣的自由独立之地，待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规模效应，然后以文化创意产业之名改造，接着就是艺术家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搬离此地。这仿佛成了艺术家群落聚集区的宿命，包括国际上知名的纽约SOHO、伦敦东区等也难逃这样的命运，艺术家似乎常常是在给资本、商业或政府做嫁衣。艺术家群聚常常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所谓的艺术区往往成为某个利益链或是金钱的牺牲品。笔者认为，艺术区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其野生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更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当然，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排斥或者隔离适度的商业和资本的介入，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这是无法避免的。艺术家也要生存，商业和资本的适度介入有利于艺术家更好地静下心来搞创作，尤其是对于以艺术创作来谋生的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而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发展文化产业固然是好事，但应该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完善基本服务设施，为艺术家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而不是主导其发展的方向，让商业和资本过多地介入，这样伤害的不仅仅是艺术家，从长远考虑也不利于艺术区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