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出土文物。图/FOTOE 视觉中国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

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新的启示与待解的课题

有关牛河梁的未解之谜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第十三地点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遗址，其性质和内涵仍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对其原始结构造型也需要更为清晰的了解；再比如，女神庙当初只是做了试掘，一直没有正式发掘，整个遗址群范围内外尚未进行详细的普查，采石场、玉作坊、陶作坊之类遗址更是无从谈起。正如当初考古工作的技术顾问王序曾说，牛河梁遗址就像一张大馅饼，只刚刚咬了一口。

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牛河梁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持续到2003年才结束，之后着手整理工作、编写报告。就在接下来的2002年，一个迄今为止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