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景观 景观的建筑

“‘景观’是一个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而且这个词大有可能成为一个一般性的名词。”

当代城市中的人工构物，造就了新的世界景观，它们重复着，并试图再造、甚至超越自然进程本身。如同西方理论家所言，这种人造景观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表征；与此同时，还有一类建筑试图和它们栖息的大地展开对话，是为“景观的建筑”。两种思想具有类似的外观和不同的实质，被不同的艺术实践所援引挪用，却同样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什么是它们基本的空间逻辑？又是什么令得它们在当代的城市和社会中变得可能？

景观，在我们语意系统里面是连续的，还是可以有往前追溯的余地，但是建筑是不能往前追溯的，建筑的思想是西方的。对景观的研究，中国的艺术史里面可以提供很多脉络。景观建筑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必然牵涉到看以外的东西，除了看，还有其赖以生成的机制，这就是建筑可以提供的部分，就是关于结构性的思想。

我们既有小桥流水，也有现代式的奇观；既有西方人的体，还有东方人的体。既反映着西方当代社会的营造特点，甚至也是传统里面具有的一部分东西，只是复兴而已。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逐渐地理解当代建筑学对于景观社会讨论的意义所在。

路下与海滩

“海滩是带有机会，感觉及情感的乌托邦式空间。”

1968年，当巴黎的学生剥开马路的石头丢向警察，他们的口号是“路下；海滩。”境遇主义者表示以剥开面具来再度发现乌托邦，这个方法用来凸显城市街道所表示的资本，以及消费文化的表面符号。他们还加了其他重复性的新实践——无目性，漫游街道发现新关系，揭露出乎意料的历史。这种实践是从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提出的闲荡者的历史，然后再被境遇主义者用引申及绕道等想法再度解读。

从20世纪80年代，米歇尔·德·塞托在纽约世贸中心顶楼所做的思考，到20世纪30年代，亨利·贝克绘制伦敦地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和景观问题进行了检视，突显了有关凝视、乌托邦反乌托邦和监视的理论问题。

过去7年中，金匠学院艺术与政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一系列理论推测和具体项目，探索了如何利用这些理论，揭示当代世界。他们以伦敦市为教室，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城市的作品。这些项目包括伦敦眼的视听作品以及与社区协作的参与性项目（这社区受到城市重建的影响），对城市和景观进行了思考，阐述了理论与有形作品的关系。

参与式艺术中的翻转剧场与异托邦

“参与式艺术，也叫合作式艺术、介入式艺术、对话式艺术。没有什么艺术实践比场所的异托邦更需要实践来检验。”

什么是参与式艺术？克莱尔·毕晓普给出了解释：艺术家不再是某一物件的唯一生产者，而是情境的合作者和策划者；有限的、可移动的、可商品化的艺术作品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时间起点，不知何时结束的不间断或长期项目；观众从“观看者”或“旁观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参与者。

那么，近十几年来，当代艺术最为核心的理论争论之一便是围绕参与式艺术而展开。这场论争主要从法国批评家尼古拉斯·博瑞奥德的“关系艺术”（关系美学）出发，讨论艺术家、参与者与公众之间应该建立何种关系，这类关系被大体分为两类：对抗与协商。显然，对抗与协商是两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其底色是尚塔尔·墨菲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差异。但是，直到目前，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在两种对立的方案之间做出抉择，相反，这两类关系所依托的空间问题，往往被讨论者所忽略。

无论艺术家选择对抗还是协商，参与式艺术在实施的同时改变了特定空间的属性，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和自然景观，被转变为翻转剧场和异托邦。翻转剧场是布莱希特戏剧“间离”效果的当代极端形式，它不仅颠倒了观众与表演的关系，而且将社会场所和自然景观都纳入剧场范畴，让整个艺术创作过程都表演化了。至于异托邦，是指另外一类排斥剧场式表演的艺术家，他们在社会的一隅，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改造社会的实验，他们实实在在地塑形一个实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