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残片出土时状况。照片由吐鲁番文物局提供

夏立栋说：“丁谷寺在敦煌文书里有记载，而且这件文书里出现了几处寺院的名称，说明丁谷寺与其他寺院有较多的经济往来。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除丁谷寺外，在吐峪沟外的高宁城内也有寺院，并且与丁谷寺有较多的关系，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关系。”

再认真仔细查看玄奘奉诏译的这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研究人员有了更多了解。佛经自传入中国后，多位高僧进行过翻译。而当时翻译佛经必须有译场，扬州、长安、凉州当时都设有译场。此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大乘佛教的佛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吐峪沟多次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还有个从中原传向西域的过程。玄奘奉诏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由长安译场翻译后，传入凉州，再传入高昌地区，这条路线十分清晰，说明佛教西来东往的路径也是很清晰的。

“虽然这件文物上明确写了‘玄奘奉诏译’，但我们无法判断它是由玄奘亲笔写成的，因为没有发现后面确切的记载。再加上当时长安、凉州都有译场，译场里有专门抄写经书的人员，这可能是这些抄经人员写的。我们此次共发现150多件佛经残片，全为写本，没有一件是刻本。这些佛经书写都很规正，每行20字左右，字体很漂亮，基本上都是行书体。”夏立栋说。

此外，他们还发现少量朱书文书，有些还带有纪年，只是因为残片太小，字迹太少，还无法辨认其内容。

短短两个半月的考古发掘，吐峪沟再次让人看到了它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占据的位置。对此，夏立栋认为，吐峪沟发掘为重新认识吐峪沟东区北部石窟寺院的整体形制布局、寺院下层院落范围提供了新资料。东区北部下层一座编号为E57的石窟是3个不同时期营建，具有明确重修改建关系的洞窟，这为判定不同洞窟形制的相对年代提供了最直接的叠压打破地层证据，为构建高昌石窟寺群的分期序列和年代框架提供了新线索。东区南部僧房群与东区南部下层塔庙窟、西区南部塔庙窟、佛殿窟等礼忏供养性洞窟时代相同、位置临近、功能关联紧密，这为探讨回鹘时期寺院形制布局、功能分区和吐峪沟回鹘时代石窟寺营造情况提供了全新资料。“最主要的是，这些佛经的发现，更清晰地表明，吐峪沟是佛教西来东往的重要节点。这也印证了吐鲁番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要节点。”夏立栋说。（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