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3.金首饰一组 南宋

图14.《吴兴赋》局部 赵孟頫

展览的最后，落脚于元明时期。前序展览单元于浙江水土已极尽铺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于元明时代便落脚于有名有姓的浙江人。一生矛盾重重的书画大家赵孟頫（图14），一代文武双全自立门户的完人王阳明，两人一出，无需赘言，足以将浙江千年文脉诉尽。展览尽头，豹尾收束，却余韵袅袅，意犹未尽。

纵观此展，国宝迭出，足见诚意。以百件文物为限，编订六大单元，器类、时间，两条线索交叉互现，可见匠心。“包邮区”老巢在文物编缀的修辞下，焕然一新，亦堪惊艳。观罢地方史，回望神州整体，自然另有一番不同感受。然而，展览所透露的地方史，似仍未能蜕尽正统史观窠臼。越国、吴越、南宋时期，地方政权或中央政权强势入主，则展览单元的时间线索便异常明确，而春秋至五代千年时间，正史叙事之中浙地无闻，展览便不得不剑走偏锋，以陶瓷史串联过渡。浙江陶瓷史虽然辉煌，但浙江第一千纪的历史却绝非只有陶瓷。实际上，中国正史虽由中央书写，但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却绝非单一视角。文物与地方史料，正是重新审视、反思地方特有秩序与地方性知识的绝佳切入点。在“越地宝藏”所叙述的故事，中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一体”之声更为高亢，而属于浙江“一元”的声音则略显低沉。这无疑令人略感遗憾。不过，重塑地方史的努力，原本不在于一时一地一书一展，而在于长久的锐意创新。大英百物展后，浙博率先仿效，精品尽出，进取开拓之心早已锋芒毕露。由此，无论是浙博故事还是浙江故事，未来都大有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