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很无奈，说今天修复古建筑的社会环境和过去很不一样，大致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要招投标，中标的单位没有队伍，中标之后才开始找包工头，包工头以最便宜的价格找农民工。所以可能几个月前还是收麦子的农民，立马就上了太和殿了，没有传统的技艺。

第二就是政府采购，所有的材料都要货比三家，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便宜，而不是优质。传统的建材都要经过多道工序，任何一道都不能遗漏，价格一定是贵一点的，所以材料质量得不到保障。

第三是执行力，每年10月，钱款拨下去后，次年8月就开始催，钱有没有花到60%？10月问有没有花到80%？到年底如果没有花掉就收回。逼着大家赶快花钱，这种状态下是无法科学地修复的。

第四个是由于老工匠没有干部身份，到了年龄要退休，不能返聘。院里八大作的传承人一个一个都走掉了。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大都是周边地区的，没有北京户口进不来；北京本地的年轻人又不愿意学瓦匠、木匠。所以故宫三年一届培养的传承制的师傅进不了北京，又回原籍了。

这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让故宫失去了一代一代的施工队伍，也造成了今天修缮的困惑。“如果用这种方法修，修一栋会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单霁翔说。

从修复到研究性保护

故宫修缮工程的转机在201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单霁翔在会上用八分钟时间几乎“哭诉”着指出了刚才的几个问题。会后，他写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领导，得到其批示，“故宫的事要特事特办。”自此，故宫的修复开始重新运作，不再视为工程，而是研究性的保护项目。

单霁翔以养心殿为例介绍了此后修缮的变化。修缮前，故宫邀请各个部门的学者先花两年时间进行研究，学者们共上报了36个科研课题，最后确定了其中的33个。在此基础上，找到每一个文物的病害，再开始进行修缮。新方案在修好建筑的同时改善室内环境，将开放90%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