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时代货币：一朱银，二朱金，一分银，一分金，二分金（资料图）

陈光甫1949年离沪赴香港时，将自己多年收藏的珍稀金银古币交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任克家保管。任克家曾多次请陈光甫取回，但陈一再表示：“全部持赠吾弟，听由任意支用。”任克家于1965年病逝。1980年11月，任克家夫人黄梅贞遵照先夫遗志，将陈光甫收藏的金币五百七十二枚，银币四百八十九枚，铜、镍、铝、铅币三百五十八枚，共计一千四百一十九枚，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有一部分移交给了上海博物馆）。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

陈光甫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

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

抗日战争时期，陈光甫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期间，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曾赠诗与之共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最终他们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国民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表示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48年也被定为行宪年。陈光甫担任了国府委员，这大概是陈光甫侧身政治最近的一次。对于当时行宪国大的实质，他也看得清楚，用银行作形象比喻，“政府比如银行，大股东一向是国民党，而蒋主席是董事长，银行闹恐慌，大股东急了，去找些人来帮忙，一面给他一个董事或监察人的名义，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给他，算是参加的代价”。他分析：“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本身已经没有这能力，于是非向美国借款不可，于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仍寄望于“既然有新股东参加，就少不得有新股东说话的权利”，“今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陈光甫日记》，194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