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中山难民》1940年

《侵略者的下场》采用了花鸟画的形式表现了关山月心目中敌寇最终的下场。如果说，在画面中，在枯树上哀嚎的秃鹰和惨白的背景是对结局的一种隐喻，右下角挂于铁网上的破旧太阳旗和敌军的头盔则更直接地表明了我军必胜的信心。

“从城市撤退”这一板块不仅展现关山月个人在广州沦陷后的逃难经历，也是他所见证的广州市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流亡，更是战时中国沦陷区城市民众苦难的缩影。这场撤退将关山月卷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开启了他离开广州后行走大半个中国的壮阔旅程。其行走写生通过地理空间的延展，重构了艺术与时代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

2、苦难与新生

何谓“抗战画”？高剑父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次演讲上说道：

“最好以我们最神圣的、于硝烟弹雨下以血肉作长城的复国勇士为对象，及飞机、大炮、战车、军舰，一切的新武器、堡垒、防御工事等……如民间疾苦、难童、劳工、农作、人民生活，那啼饥号寒、求死不得的，或终岁劳苦、不得一饱的状况，正是我们的好资料。”

由此可见，“抗战画”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已经不单是针对中国画的题材革新，它表明中国画能够反映国难现实，并积极融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

关山月1935年正式进入春睡画院，跟随高剑父学画。关山月在学画之初所接受的就是高剑父业已成熟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讲求绘画的革新精神。就学画而言，也主要集中在1939年追随高剑父入住澳门普济禅院之时。在澳门的两年中，关山月经常到渔船上，到劳苦大众中去写生，将“新国画”的创作方法运用到“抗战画”的题材中，并创作了一批直接反映国难现实的作品。（殷双喜、曾小凤《艺术与救国——岭南画派的“抗战画”及20世纪中国画的革新转型》）

在《游击队之家》中，面目狰狞的日寇正在胁迫一位纤弱的中国女子，不管是双方人物的数量还是姿态上，都体现出悬殊的对比，关山月用这种方式强化了苦难的深重性。背景墙面上“打倒日本鬼”“自力更生”等字样不仅是时人的期盼，也是画家的愿景，更是如今需要被我们铭记的永恒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