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仿赵孟頫《红衣罗汉图》(局部)

合作作品

皇帝觉得谁画得好就用谁

合作画本是古代文人绘画时的一种创作模式，到元代末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如出名的黄公望、王蒙合作的《竹趣图》，倪瓒和王绎的《杨竹西小像》及顾安、张绅、倪瓒合写的《古木竹石》，还有王蒙、倪瓒合作的《松石望山图》都是此时著名的合作作品。

但是乾隆皇帝不一样，他不让画师按照自己的旨趣组合，而是自己觉得谁画哪里好，就用谁画哪里。乾隆皇帝安排绘制人员合作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根据自己的审美旨趣随意分配，如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命画家绘制《守岁图》时，安排由姚文瀚画人物衣纹，丁观鹏画脸；

按画种分工，如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司库图拉来说，太监毛团传旨，交《陶冶图册》二十幅，着唐岱画树石，孙祜画界画，丁观鹏画人物；

重要部分由名画家主持，其他人员协助完成，如乾隆十九年三月，绘制准鹤斋前殿西墙通景画时，郎世宁奉命将张为邦从热河临来焦秉贞稿放大，起通景画稿，王致诚画脸像，众徒弟们帮着画；

在绘制过程中对表现不满意的画家随时进行更换，由其他画家接着完成，如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传旨“艾启蒙现起金川得胜图六张，贺清泰已落墨两张半不必着贺清泰落墨，着交金辉承办”。

这种合作画是乾隆朝宫廷绘画的特殊产物，它虽然是某些作家创作意志的体现，但集中表现的还是皇帝创作理想。这也造成了这些合作画看起来颇有些“不伦不类”，没有统一的绘画风格，只是皇帝审美的一种结合。

终极幻想

严重的可以虚构“万国来朝”

此外，皇帝的脑子里，还经常存在着一些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情。

一种比较轻微的幻想症，叫做“诗意图”。“诗意画”的创作形式由来已久，高居翰在其作品中认为，“作为观念和实践中的中国的诗意画，在11世纪的北宋时期出现”，而最早的诗意画“更多是被辨识和体验出来的，而不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诗意画正是随着文人画兴起的，二者的共同之处，即都有“言不能尽”之处。

乾隆三十二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皇帝心情非常好，当时就创作了二十首小诗。但是写完了诗，心里又觉不足，认为应当将诗中的京城画下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传世名作——《京师生春诗意图》。

这幅作品的创作，是乾隆皇帝先赋诗二十首，而后徐扬应制作画。全幅画采用鸟瞰式构图，以北山作为整幅画的背景轮廓，描绘了冬日京师皇城几乎全貌以及南城前门大街市井。而当中穿插了乾隆皇帝所题的《生春诗》二十首。一方面，徐扬要根据皇帝的题咏作画，这很像南宋画院中宫廷画师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他既要揣摩皇帝作诗的意图和精髓，还要用皇帝喜欢的方式加以呈现。

当然相对于真的下了一场雪的京城来说，比较严重的幻想也存在于皇帝脑海中。比如画了至少四个版本的《万国来朝图》。它虚构了整个“万国来朝”的事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是画家用各种因素拼凑的。

乾隆二十五年，皇帝传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着徐扬张廷彦金廷标用白、绢画万国来朝大画一张起稿呈览”。这幅图画幅巨大，内容庞杂，体系了乾隆皇帝脑海中的一幅万国使臣各捧贡物来朝的景象，里面各国使臣，穿着根本不是当时合适的服装，拿着各种乾隆皇帝认为应该收到的礼物，齐聚一堂，向乾隆表示朝贺和臣服。

同样，表现平定回疆，献霍集占首级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也是这样的作品，本图上呈于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徐扬在自题中说，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的献俘礼中，“争先入贺者如伊犁以西之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和闻、库车、巴达克善、哈什哈尔、叶尔奇木等国，不可以数计，其域外藩封拜阅下者如朝鲜、日本、苏鲁、吕宋、南掌、琉球、缅甸、议莱、安南、马辰、遏罗、苏喇、柬埔寨、嘛六甲、大小西洋等国又不可以数计”。

最后，本次献俘礼还是归结到了传统的统一王朝之上，而清朝显然是这种中原正统的继承者，“自盘古以来四万七千徐载之久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这次献俘礼的场景，与《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中的第十四幅《平定回部献俘》一图差异较大，整体场面继承了《万国来朝图》的创作理念，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图中有多少成分是虚构的，但是无疑，徐扬在献俘礼后四年所作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表现的是乾隆皇帝脑海中，寰宇一统，万邦向化的盛景。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有一套复杂的审美追求并且有自己的艺术理论。一方面，他作为统一王朝的皇帝，是整个朝廷政治的最高点，因此，他追求对自己统治成就的艺术化表达；另一方面，可能被大家日常追捧惯了，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出色的文人，希望借由和宫廷画师的书画交流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如此霸道又自恋的皇帝面前，不管是宫廷画师，还是文臣才子，都只好乖乖地选择做个好员工，乾隆朝宫廷绘画的风格，也由此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