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FT, Franchise Freedom, 2017, Rotterdam, 2020 Photo by Ossip van Duivenbode.

Courtesy of DRIFT.

“很明显，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在千禧年早期，确实发生了一些事——艺术作为一种社会体验开始变得更加有趣，”特罗曼说。“我认为这与消费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趋势紧密相连，但也与技术、智能手机，以及被社交媒体所过滤的世界体验息息相关。这导致了人们更为关注转瞬即逝的、在场的艺术体验，对行为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当年，古根海姆的特瑞尔展在纽约无出其右，每天吸引的参观者比其他展览都要多。据特罗曼的分析，此次展览落在了所谓体制化体验性艺术编排（institutional experiential art programming）高潮的末期，其高峰期位于 2005年和2015年之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互动性展览在2010年代中期之后便对公众失去了吸引力——它们只是不再被视作某种奇观，而是渗透到了大众意识中，成为了稀松平常的节目。

特罗曼表示：“互动性渗透了艺术界和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类似提诺·赛格尔（Tino Seghal）的展览，或是詹姆斯·特瑞尔入主古根海姆圆形大厅一类的艺术大事件并不常见，在艺术史上也不甚突出。与此相比，你看到更多的是愈发小巧灵活的瞬时性艺术体验，它们正在世界各处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