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八〕养心殿东次间西立面现状陈列 肖弋摄

〔图九〕养心殿西次间三希堂内现状陈设 肖弋摄

6. 从题材的传承看，十六年后（乾隆三十年）在此处重绘的全景画将《平安春信图》的图像置于中心，反过来证明它所取代的旧作也是以此形象为核心，只是采取了“挂屏”的形式。关于这一点，下节在讨论乾隆三十年改画时还将谈到。

当然也不是所有情况都清楚，比如“玻璃挂屏”是什么样子？装在里面的是否就是这幅绢本《平安春信图》还是类似的“双胞胎”？遮挡画幅下部的铜器和书函如何在挂屏中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但造办处档案中的一则记录再次为考虑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根据这则记录，乾隆在当年二月二十七日下旨，“着将养心殿西暖阁通景画案上古玩内衬铜片”。如上所述，乾隆是在十天以前，也就是二月十六日下旨将吊屏内“衬骚青地”并“着郎世宁画水画”。这个时间顺序意味着郎世宁于二十七日前完成了这项任务，乾隆遂下令以镶嵌铜片的方式表现画案上陈设的古玩，于三月初十最后完成。这也使我们思考：《平安春信图》下部的墨线形状不一定是起稿留下的痕迹，而可能是对于遮挡画幅的“内衬铜片”古玩的定位。

三 再思三幅《平安春信图》的关系

一旦把《平安春信图》的制作确定为乾隆十四年养心殿西暖阁通景画规划的一部分，我们便获得了一个新的基础来思考它与其他两幅作品的关系。首先，乾隆于该年二月十六日命郎世宁画水画、“将中间玻璃吊屏内衬骚青地”，这意味着此前已存在一个不具“骚青地”的版本。我们当然不能贸然认为这就是近年发现的“双胞胎”《平安春信图》〔图十〕，但这幅画的主要特征——在空白纸地上以墨线和晕染表现人物、竹石、山坡及摆设——属于中国画的常规表现方式，因此可能代表了这幅画的初始形式。而《平安春信图》的蓝色背景在清宫绘画中极为少见，应是遵循乾隆旨意特殊制作的；其他一些迹象进而显示它是对“双胞胎”本修改和提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