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22 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 23 白釉绿彩刻划龙纹罐。“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龙首器物在唐三彩和白瓷中也有出现。另外，出水器物中有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图 22）和白釉绿彩刻划龙纹罐（图 23），后者釉彩几乎全部剥落，但器身所刻龙纹十分清晰。这种白釉绿彩龙纹罐，国内考古发掘和传世品中迄今未见。龙在唐代宫廷的象征意义如何？这些器物是否与皇家有关？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黑石号”陶瓷器与扬州港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统治的不少地区，经济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但江淮一带战乱较少，地方政治结构也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 经济秩序恢复得较快。从地理上看，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直达长安和洛阳 ， 因此 ， 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远强于其他地区。而扬州地处江淮内河航运及出海要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对内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是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关于“黑石号”航船的踪迹，以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研究，多数研究者认为航船是从扬州港起航，也有的认为是直接从广州出发，抵达印度尼西亚，所购主要商品系从长沙到广西兴安转运至广州而来。还有的认为是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直接装运中国货物后起航的。

从实际情况看，“黑石号”沉船装载的广东窑场瓷器有数百件，其中梅县水车窑的青瓷产品有一百多件，还有一部分未知窑场产品，包括部分青釉大罐。这些，确实给后世研究者带来了一个难题。既然有广东窑场陶瓷器，就可以是直接从广州出南海航行的，船上装载最多的瓷器来自湖南的长沙，从广州来回是最为简便的，装完货即可经南海前往东南亚。但如果北上沿南海往东海抵达扬州，就显得十分遥远了。广州买得到的东西，何必舍近求远去扬州一带采购呢？这看起来大可不必。

但真正深入探索的话，就能感觉到，情况实际上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货物产地看，“黑石号”装载品种丰富，瓷器占绝大多数，南方各地窑场所在地包含了湖南、浙江和广东，这三地相隔已足够遥远。而北方的产地，包括河南和河北。这些南北窑场产地之间，可说相隔千山万水。

当然，船上还有金银器、铜镜等其他物品，产地也只是推测相对可能较为集中。“黑石号”这些物品的途径不外乎两种，自行采购或进奉获得的回赠。总之，船上的各种物品证明，它们来自五湖四海。因此，阿拉伯商船在中国的最终目的地是无法明确肯定的。

不过，扬州应是“黑石号”物品的主要来源地，也可能是主要采购点和返航出发地。这从沉船打捞物品中可得到启示。扬州有着庞大的交易市场，而瓷器（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在扬州同样有着广阔的市场，以当时扬州这种巨大的市场消化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外国商贾的要求。

至于船上所见外国物品，只有少量波斯陶器和玻璃瓶等物品，因此可以说，“黑石号” 从第三国直接转运的证据十分有限。不过，既然可以推测“黑石号”在广州装货入海，同样也可以推断中国航船到达室利佛逝后，货物转载至“黑石号”的可能性。在船上的长沙窑瓷器是一个巨大的整体， 而中国货品基本上包含了整船物资，在东南亚国家集中转运来自中国的货品而几乎不见夹杂其他国家货品，这是值得深思的。当然，如果是一对一航船整体驳运，还是可能保持其基本的纯粹性，可能性也更大。不过，这中间还有少量比较贵重（甚至是私密）的金银器、铜镜和陶瓷器，似乎不太可能是整体转让的物品。这些是“黑石号”航船（或船东）的核心财物，有的很可能是直接来自于唐朝宫廷或地方官府机构。而且，来源区域的指向性较为明确，可能来自江淮一带。而岭南地区产品除了陶瓷器，没有其他风物或名贵臻品出现。这几乎可以说， 此船在沉没以前，装载货物保持着这种纯粹性，也保持着航船中国之行的整体连贯性。

笔者认为，“黑石号”上的货物绝大多数来自扬州， 这包括大多数陶瓷器和其他物品。现在存在的三种可能， 都有各自的理由，其中从扬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不过， 最让人困惑的是船上装载的诸多广东青釉大罐该作如何解释？因此，从室利佛逝或广州直接出发的解释，也都有比较合理的理由，因为其间不会出现两次装船的情况。 据研究者介绍，“黑石号”那些装载小件瓷器的青釉大罐产地就在广东，有的甚至直指是新会官冲窑产品。

从“黑石号”这些大罐装满了小件瓷器和杂物的情况看，这似乎是其基本用途。但笔者觉得似乎还可以推 测，这些大罐一定程度上是用来放生活用品的。如有的大罐下部近足处还有注口，这是储水器（图 24），海洋 航行需要大量淡水和饮品。另外，长久航行还需要很多储物用具，在潮湿的航船存放粮食等必需品及地方土产， 瓷罐是理想器具。“黑石号”到达中国后，也许需要补给此类大型储存器，以防中途淡水和物资缺乏造成危机， 而陈放瓷器不一定是其绝对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