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为代表的考古人便开始了对古老文明的追寻之旅。六十年一甲子，直接参与二里头考古的人很多，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承接着一代人的希望……

今年是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多场学术研讨举行。随着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馆、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作为文化遗产的二里头遗址也进入保护的新阶段。本版刊发相关文章，带领读者走近3800年前的那个王朝文明。    

——编者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伊、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平坦而开阔，气候温暖，物产丰饶，从夏商至唐宋，无数王朝的权力中心在这里上演兴亡更替的故事。二里头村，隶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市，处于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几乎是中原地区最普通的村庄。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的线索寻找“夏墟”，在这里意外发现了重要遗迹。之后的60年，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这里用他们的手铲解读古老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

持续发掘和研究可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进入到更为成熟的王朝文明阶段，并向四方辐射。

考古释读出文化内涵

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几代考古人在不同时期的艰苦工作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全面认识。

1959年至197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考古工作全面了解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分期、内涵和性质。首季工作，发掘者就依据层位关系将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还发现有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第二年的春季，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间的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9个发掘区，平面略成“井”字形。当年秋冬季时，就钻探发现了长、宽各约100米的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即现在的1号宫殿基址。此后一直到1978年，完整揭露1号宫殿基址、2号宫殿基址的大部分；发现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葬，出土多件青铜容器、青铜兵器、大型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在遗址南部靠近洛河故道的区域发现较多铜渣、陶范和坩埚残块；在北部和东部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

依托可靠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以赵芝荃为代表的第一代二里头考古人初步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确立了可靠的时间框架，为其他遗址建立时代框架提供了参照，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

1980年至1998年为第二阶段，既有为了特定学术目的开展的主动发掘，也有因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铸铜作坊、中小型房基、中小型墓葬、祭祀遗存、制骨作坊被揭露，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本阶段发现多组连续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现洛河河滩中发掘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存，更新了对遗址范围的认识，为以后开展对洛河河道变迁、遗址出现和受到破坏的地貌背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确认了铸铜作坊的位置，新发现制骨作坊、祭祀遗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中小型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丰富了二里头都邑文化的布局和内涵。

1999年到现在是第三阶段，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成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围绕特定学术目标进行的主动性发掘成为常态。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二里头宫城、中国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以及中国最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在宫殿中心区的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中心区的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其内已发现有专为贵族服务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的以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专门祭祀区域和祭祀遗存体现的祭祀制度，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进一步强化了该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