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百子嬉春图》页局部

“风俗”指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而“风俗画”是直接描绘人物现实风习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可谓人物画的一个分支，通常与历史画、肖像画与宗教画等相对。历史画指的是以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的绘画，某些时候也包含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及同时代的历史事件画作，相较风俗画，历史画更加理想性、典型化，并注重宏大叙事及历史意义的追求；肖像画以专门描绘具体人物相貌为目的，并与人物的传记文本之间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图文互生、相互阐释关系；宗教画侧重宗教教义阐释及宗教人物刻画；而风俗画专注于描绘社会生活风貌、生活习惯，并与之相关的人与物，更具民间性、地方性。

远古时代狩猎题材岩画及刻画人物舞蹈纹的陶器上出现风俗画雏形；唐代《历代名画记》已把“田家”看作一个独立的画科

《汉书》曰：“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风俗，有时候也会被称为民俗，其对政治体系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重视圣人的教化功能，其起到“净民风、致太平”的作用，治理国家亦强调道德的引导与礼仪的约束作用，因此，历代统治者看中人物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

风俗画起源较早，远古时代的狩猎题材岩画及刻画人物舞蹈纹的陶器上已经出现风俗画雏形。《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了“问鼎”的故事，即夏王朝令远方诸侯进贡绘制有其管辖地的风物特产图像的鼎，借此把控民风，这些图像就是有功用性质的教科书式风俗图像。西周开启观风与化俗的政治传统，历代统治者开始重民风之变化。战国时期，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铜壶上镶嵌有采桑图，除却青铜器，漆画上也有类似题材，湖北荆门包山大冢战国楚墓出土的《迎宾出行图》就是这类画作。此外，汉画像石、画像砖也有风俗画，题材更为广泛，包括收割纺织、乐舞百戏、农桑渔猎、庖厨宴乐等。

魏晋南北朝是风俗画形成期，已出现画田家的画作及名家，多见于文献记载。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魏高贵乡公曹髦绘有《新丰鸡犬图》。同为唐代的《历代名画记》载，晋明帝司马绍有《人物风土图》之作；提及北齐田僧亮又云：“田家一种，古今独绝。”由此看来，张彦远已经把“田家”看作一个独立的画科，而宋代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进一步提出了“风俗”画科一说，“风俗则南齐毛惠远有《剡中溪谷村墟图》，陶景真有《永嘉居邑图》……”这一时期画作传世极少，但其风俗画风貌可从传世的北齐娄睿墓的墓室壁画可以得见。

隋唐是风俗画的成熟期，隋代杨契丹绘有《长安车马人物图》，被载入风俗画之列。存世的展子虔《游春图》，虽大面积画山水，但画作主题是贵族人物的春游情景。虽然人小如豆，但形态宛然，一丝不苟，置于大面积的青绿山水中，画家运用细笔勾描山石、树木、水波、屋宇、船只等，具有较强形式感，而人物刻画精致点缀其中，改变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魏晋风貌，人与景有机交融，“细致精密而臻丽”，于山水画、风俗画而言，都是较大的突破与进步。

唐代范长寿“善画风俗田家”类画作。韩滉更是被《唐朝名画录》推崇为“田家风俗”画作的名家，《宣和画谱》载其绘有《田家风俗图》《尧民鼓腹图》《渔父图》《田家移居图》《丰稔图》等多幅风俗画作品。风俗画中时常会出现牛、鸡、狗等动物，事实上，更广义的风俗画还包含这类动物题材以及田园山水类的作品。从韩滉传世的唯一作品《五牛图》中，可见其这一题材的画作风貌。画中五头牛形态各异，造型准确，神情生动，展现了画家较强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戴嵩为韩滉的学生，其所绘《斗牛图》用笔简率生动，活泼自然，也是这类代表画家。由于这类动物题材作品传世较少，田园山水类作品如果包含进来，又会极大拓展风俗画外延，因此后文不再赘述。

这个时期风俗画题材的作品，除表现田园乡村生活，亦有对宫廷贵族生活情趣的刻画。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等都是这方面典范。《捣练图》用工笔重设色画法，描绘了宫中女子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以长卷式构图将十余个人物分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景呈现，表现了捣练、络线、熨平、缝制等劳动操作形象，按劳动工序分成场面。人物造型饱满圆润，体态丰腴，动作自然、表情生动，画作形式感、装饰感较强，体现了时代审美风貌与唐代风俗画的长足进步。除此以外，鞍马类题材风俗画，如韩幹的《牧马图》，韦偃的《双骑图》《百马图》等亦有较为成熟的呈现。

五代时期，上承唐余续，下启宋风气，名家辈出。张质和陆晃等为载入文献的田家风物画作高手。另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为这类画作典范，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琉璃堂人物图》，以独特的战笔描法，让人印象深刻。另外，胡瓖的《牧马图》《卓歇图》、李赞华的《东丹王出行图》等有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风俗画，更是拓展了风俗画的边界，呈现出多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