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深层背景，是人体工程学在社会学上的一个选题。对日本的研究,离不开日本文化这条主线。而日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又与禅宗这根主干关联。受禅宗的影响，日本有茶道、书道、花道、剑道等等，但是真正作为禅宗主干的，只有茶道和武士道。“茶道”与“武士道”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在禅宗文化的襁褓中生长。但性格迥异，一文一武，一静一动。虽然在同一个文明中诞生，但“武士道”最终走上了反文明之路，所以在当今在所有参禅宗的文章中，很少有人再去提到武士道，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武士道的精神是渗透在日本人的血液中的，日本民族就是以禅茶一体的悟道及武士道的精髓形成了“大和之魂”。

所谓“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通过“安住一心”,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慧“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华大地并广为传布所致。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另一种形态——即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诞生,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日本的奈良时代(约公元710年)以后,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并未能形成独立的宗派。到镰仓时代(约公元1192年),日本的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是日本鎌仓时代的僧人，俗姓贺阳，字明庵，号叶上房。荣西的父亲是一个神社的祠官。荣西的出生还有段奇异的传说，荣西的母亲在夜里做梦见到一颗明亮的星星而有了身孕，怀胎八个月就生下了荣西。邻居们得知后，认为这个异象是不吉利的，说不足月出生的孩子，是不利其父母。搞得荣西母亲信以为真，所以她就不给小荣西喂奶。让人奇怪的是，小荣西竟然不哭也不死。直到当时有一个叫阳严的和尚来到贺家，告诫说要专爱鞠育，荣西的妈妈才开始为他洗浴、喂养。

荣西自幼聪敏超群，八岁就随父亲读深奥的经论，11岁拜安养寺静心上人为师，14岁出家受具足戒。在他17岁的时候，恩师静心上人入灭，荣西依照师傅的遗言，追随师兄千命法师禀受虚空藏法，于苦修精诚。虽然对经藏有很深入研究，但他却常感不足，又听说中国禅法兴盛，于是在仁安三年（公元1168），28岁的荣西乘商船来到了中国明州（今浙江宁波）。

他在天台山寻访灵山圣迹，见到种种瑞相，如青龙现于石桥、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感现异华于茗碗、又诣阿育王山，见舍利放光等等。五个月后，荣西乘船返日，携回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共六十卷。荣西初次归国，至第二次入宋，期间约有二十年，一方面致力于禅与密法的研究和实践；另一方面暂居九州，作再度入宋的准备。文治三年（公元1187年），荣西47岁再度入宋，希望经由中国转赴印度。当他到达临安（杭州），参见知府后表明了要去印度之意，知府以“关塞不通”而回绝，荣西转身去了天台山，依止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学禅。建久二年秋，荣西带着虚庵禅师授予菩萨戒及法衣、印书、钵、坐具、宝瓶、柱杖、白拂等法物，以及释迦牟尼佛以下二十八祖图等归国布化，开示众生，继正法命。荣西归国后，建久五年受请入京都大唱禅道，建久六年，荣西在博多建立圣福寺，参禅者四方云集，声名远播，此为日本禅寺的创始。

虽然奈良朝时期日本已将茶引入，但并不盛行。由于荣西由宋朝带回茶种，种植于筑前背振山及博多圣福寺，并将宋朝禅院的茶风引进日本，设立每日修行中吃茶的风习，荣西因此被尊为“日本的茶祖”，也有了“茶禅一味”的说法。

茶道是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艺术之一以饮茶为手段,修炼性情,交友会客的一种独特仪礼和艺术。其思想及审美意识集中体现在“和敬清寂”四个字上。现在日本茶道所用制茶技法,就是荣西所说的“抹茶法”。

禅宗和茶种几乎同时传入日本,注定了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难舍难分的特殊关系。禅宗在日本发展迅速，又由于禅宗清规，午后不进食而代之以茶。于是,茶就成了僧侣生活之必需品。直到“茶圣”千利休的出现，他利用自己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及影响,大力发展并普及茶道,并对茶道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更具民族化、民间化的特色。在理论方面,他继承了“禅茶一味”思想,主张以禅宗的禅境追求茶道之化境。禅宗认为“本心清净”是“物我两忘”的先决条件,只有如此,才可达到“佛我一如”的最高境界。“清”是禅宗空无观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有人把茶道视为“清意之所在”,“佛心之流露”。这深刻地揭示了禅宗与茶道之内在关系。“寂”是“枯淡闲寂”之意,是茶道美的最高境界。亦是“禅茶一味”的灵魂所在。枯淡闲寂之情是禅宗对自然界的感受及领悟,表明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

“和敬清寂”的茶道是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日本文化精品。在禅宗文化主干中的另一个与其对称的一脉就是武士道。

“武士道”一词, 出现在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477年),是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它是儒、神道、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明显特征。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净”,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禅宗的主张,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确立为武士的修养及行为规范,成为武士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总之,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承传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理性的深层的联系。

人体工程学认为，身心灵的高度一体，只有禅宗才是自我关照的法门，这在其他宗教所没有的。禅是可以作为一种自我锤炼身心、摸索生命奥秘的法门，是一种接近完美的调节心理均衡的机制和办法，是一种防止物质力量异化、保持昂扬生命基调的人生哲学，是一种可以矫治心理、执着生活艺术、提升人生意义的信仰。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5年9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