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周前与好友董志林先生从世界的观点谈中医，似乎很少有闲心，用几个小时专门与一个人谈医说药，与田原女士对谈，可以说是我近年很少的一个体验，不因为她曾出版过多少本传播中医文化的书籍，而在与她对中医的坚信不疑和她为中医文化传播的毅力。我同田原说，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是受到公认的，但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两者各具优势。

 2001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演讲

当我们面对当前反中医的声浪，唯一能够保持的就和田原的眼神一样，那叫淡定。我和田原一致认为，中医所遭受的为难，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最最要命的，就是中医自身问题。观念问题，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作祟，有些人盲目崇洋，竭力以当前的科学、数据等将西医推崇到顶端，忽略了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也是作出过重大贡献。2001年，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做演讲，当时轰动了整个多伦多，联合报系天天连载，大篇幅的专访。就在我演讲前后，多大医学院就多次请我做学术上的交流，从他们的学术档案中发现，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中医文献，尤其对我提出的一些中医案例，做了大量的档案，通过交流让我了解到，他们很多药品中的提取成分来自于中国中医药的经典。我在巴黎、美国都有过这样的交流和发现。尽管西药的源头也用草药，但那里有过中药的草、木、谷、虫、石的分类宽广、多样？我国家早就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是进入到新时代的中医为何不能将像西医一样，大胆将西医的精髓引入中医体系，让中医能在祖宗留下的《黄帝内经》基础上，焕发出时代的光芒。一味的崇拜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只会将丧失民族尊严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割断了中国文化传承。

制度上也存在这问题，首先是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从来不把中医当做主流，只是一个辅助的便当。据统计，1949年全国中医医生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1949年西医医生是8．7万，到2002年是157万人，增长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在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近60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从这组数据上，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制度上的畸形。

其次，就是中医教育日益衰退。现在的医学院学生有多少还能懂古汉语？也看不懂中医古籍。我曾到一些中医院去做演讲，了解一下年轻的中医医生，他们除了知道有本经典叫《黄帝内经》，一谈内容就支支吾吾讲不清楚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已经被西医的诊疗设备替代了，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并没有要求中医医生需要传统的技能。那就更谈不上用中医思维看病。

 与著名中医文化传播人田原女士

反中医逆流之所以在今天沉渣泛起，中医界自身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具备“一见知病，出手即效”修为的中医今天还能见到吗？中医的经典是失传了、中医的规矩没有了，真正有本事的中医高人转入地下了，因为他们大多数是过不了西医考试这一关，只能成为非法行医者，再掺进了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前景确实不怎么乐观。

这次与田原的对谈，有了一个能让我们相互的期待，就是一起来推广人体工程学的非物质养生，这套学术和方法的普及，一定给能我们的读者带来新的体验及身心健康。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5年9月20日北京